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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初探
                           作者:张英  信息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 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 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不仅推动了汉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而且对我国少数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专就辛亥革命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影响, 作初步探讨。

  一、辛亥革命对少数民族政治的影响

  辛亥革命时期, 我国少数民族先后参加这一革命运动的有满、蒙、壮、回、彝、苗、哈尼、瑶、傣、傈僳、景颇、维吾尔、藏、锡伯、羌、白、佤、侗、土家、黎、畲、朝鲜族等民族, 他们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 辛亥革命也使民主思想在民族地区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使各族人民“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促进了少数民族人民的觉醒, 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 “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促进了民主思想在民族地区的传播

  毛泽东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 但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 一件是独立, 一件是民主”。辛亥革命时期,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通过创办报刊、编译书籍, 在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辛亥革命前后, 我国民族地区的革命书刊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首先, 从地区来看, 在广西当时创办的刊物有《漓江潮》、《独秀峰》、《武学报》、《广西日报》、《梧州日报》、《西江报》以及《南风潮》等, 梧州还成立了“优胜者剧社”, 南宁设立了阅报社,在云南各地创办和发行的进步书刊有《民报》、《夭讨》、《价国粹学报》、《汉声》、《汉帜》、《南风报》、《警世钟》、《猛回头》、《洞庭波》、《云南》等,在新疆创办了用汉、维、蒙、满四种文字出版的《伊犁白话报》。 在其它民族地区也相继出现了许多革命刊物。

  其次, 从内容来看, 这些书刊广泛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社会情况、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哲学、文学等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想借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武器, 去反对中国的专制主义和其他封建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 并根据民族独立的国家学说, 改造中国, 以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如《云南》杂志是云南留日学生1906年10月在东京创刊的, 共出23期, 另附刊《滇粹》一册, 内容分小说、时评、专件、传记、文苑等栏目, 以宣传民主主义, 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 也主张地方自治、争取路矿权利, 是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以省区命名的革命刊物中历史较长的一种。

  再次, 从作用来看, 这些革命书刊在少数民族中发生了巨大影响, 对于长期遭受封建主义、甚至奴隶主义思想束缚的少数民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云南》“痛斥清廷不纲及列强谋滇政策, 由海外流入中国, 读者快之。而在滇人士亦有《云南日报》、《星期报》、《云南公报》之设, 又为《苦越南传奇》, 授伶人之奏之, 座中至有下泣者。同时, 革命党人张儒澜由东毕业, 旧任农业学堂史地教员, 自出讲义, 宣传民族民权主义。又党人徐镰由越南留学归, 秘密宣传革命, 于是革命思想遂侵入润于三迤”。又如《伊犁白话报》创刊后,为了扩大宣传和影响, 在通街大道口均安置了几个木牌, 每天按时张帖报纸, 供人阅览。有一汉人名祁存元, 他订有份报纸, 每天都交给居住在宁远城关帝庙一说书人, 请其向群众宣讲。 因此, 《伊犁白话报》在新疆各地起到了“振玻起聋, 开通民智”的作用。

  2、增强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团结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历来风雨同舟, 和衷共济, 都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但是, 由于历代反对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少数民族与汉族也存在着严重的隔阂。辛亥革命时期, 由于共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又把各族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十分重视国内民族间题, 在革命的实践中提出了“ 五族共和” 、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主张, 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代表了同盟会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方向。他的这一思想, 得到其他各族革命志士的赞同。汉族同盟会会员王建屏, 在内蒙古地区汉族中宣传革命的同时, 亦在蒙古青年中开展革命工作, 他把萨拉齐蒙古少壮派的人都当成自己的朋友。蒙古族同盟会员云亨、经权等人都积极主张“蒙汉化除私见” , 共同革命, 一起反清。在新疆, 革命党人也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五族共和”的口号, 并深入下层发动各族人民共同斗争。在东北满族聚居区, 汉军旗人张榕和满族革命者宝昆等人, 都强调满人要和汉人一起革命, 明确提出推翻清朝政府, 建立“ 满汉共同政体”的革命主张, 许多满族革命志士如何秀斋、何宗齐、宝昆等, 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辛亥革命时期, 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斗争中, 各族人民团结合作, 密切配合, 不仅取得了推翻清朝统治的胜利, 而且在斗争中各族人民更加深了革命友谊, 促进了各族的联合和团结。

  3、推动了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

  旧中国, 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十分复杂辛亥革命时,多数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汉族大致相同, 即封建地主政治经济占统治地位, 但在有些民族中也存在着诸如家支制度、土司制度等封建领主制、奴隶制、甚至原始公社制的残余。这些落后、野蛮的社会制度是各族人民的地狱, 是少数贵族统治者的天堂, 它与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水火不相容的。辛亥革命就是要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和中国的君主专制,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这对于唤起少数民族人民的觉醒, 去改变其社会状况, 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前, 云南德宏傣族就处在封建领主政治经济制度时期。傣族土司刀安仁, 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 西游印度,东渡日本, 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后立志变革, 改造傣族社会, 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 便立即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一是精简土司衙门机构, 废除繁缚礼仪。土司衙门众土司名吏政治权利机关,设有重多的属官和差役, 有所谓“三班六房”, 之称, 上上下下二三百人。刀安仁精简各类人员, 只设总理一人, 负责全司署的一切行政事务, 总理下设财政、户籍、司法、军事官员。另设堂官一人, 传达命令,师爷一人, 办理文犊, 大大改变了过去土司衙门机构庞大臃肿的状况。过去土司出巡, 讲排场, 显威风, 全套銮驾, 摇旗呐喊, 乐队侍从满途, 百姓退居三舍, 行人路遇, 必须跪在莺驾脚下。刀安仁废除了这些繁褥礼仪, 外出时只有两三名随员陪同, 改八人大轿为骑马, 有时甚至便服深入民间, 了解民情, 受到傣族人民称赞。二是改变严格等级制度, 实行移风易俗。傣族农奴社会不仅农奴之间在衣着、婚姻、丧葬和日常法礼上等级森严, 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等级之间也有严重界限, 不可逾越。但刀安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冲破了过去的陈规陋习。他常将自己吃的特殊菜肴拿去和下等人同吃常与侍候他生活的家奴一起用膳, 尤其喜欢与家奴、侍女组成的傣戏班的男女青年生活在一起。他还取消了只能由贵族使用黄色衣绸的特权, 提倡移风易俗, 鼓励男青年穿西装, 蓄短发;女青年着旗袍、短袜, 妇女梳短发, 不戴高筒帽、穿长管裤, 服装的颜色随其所好, 不受限制等。刀安仁结婚时也一切从简, 只带少数人陪他到女方去娶亲 三是改变土地占有制, 实行赋税制度改革。干崖傣族土司实行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 土司辖区的土地、山林、河流均为土司所有, 土地交村社成员使用, 耕种者必须向土司缴纳官租, 服劳役, 负担各种苛捐杂税, 任何人不得抵押、典当、买卖土地。刀安仁为了资助革命, 开办实业, 一方面大量变卖官租(土司官田的租赋) , 另一方面改过去征实物地租、劳役地租为货币地租, 实行“粮变银”的赋税制度, 从而改变了历代土司立下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的规定, 促进了上地私有制的发展, 加速了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过渡。

  辛亥革命同样促进了满族社会的进步。清朝定都北京后, 满族贵族曾对满人实行种种优惠政策, 如任意占汉人土地给满人“计丁授田” , 满族“ 富厚有力之家占田多至数百铜”。对八旗兵实行粮晌制度, 规定驻防各地的满人不得参加劳动, 使其过着一种好逸恶劳的寄生生活。辛亥革命后, 随着清政府的垮台, 取消了满族的种种特殊待遇, 使那些原来过着游手好闲生活的满人逐渐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有的“化兵为农”, 有的成为小手工业者, 有的成了小商贩, 有的还进厂当了工人, 这就促进了满族内部的阶级分化, 扩大了满族劳动者的队伍, 发展了满族的经济和文化, 对满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4、进一步激发了少数民族革命的热情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胜利, 虽然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很快丧失,南京临时政府所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只是一纸空文, 但它却在各族人民心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民主思想深入人心, 使各族人民受到极大鼓舞。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 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各地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如1912年2月, 新疆哈密维吾尔族农民掀起了反对哈密亲王的起义, 同年, 在内蒙后套地区蒙古族厂汉卜罗领导的“独贵龙”武装队伍, 与掠夺蒙古族耕地、牧场和牲畜的军阀、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展开激烈斗争, 他们夺回了不少耕地、牧场;在云南武定县兴隆地区的傣族农民也组织起来, 同反动派作斗争在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冕宁、越西一带, 1913年至1916年爆发了彝族人民反奴隶主的斗争, 等等, 都是在辛亥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武定县傈僳族、彝族人民反土司斗争时, 他们领头人就明确指出! 孙中山闹革命, 打倒了皇帝, 现在土司还照旧统怡我们, 一定要打倒才行。正是在各族人民沉重打击下, 此后任何维护封建帝制等反动制度的一切余孽, 最终都遭到可耻的失败。

  二、辛亥革命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根本意义在于打破封建政权, 解放生产力, 以革命的手段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 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本来的愿望和目的。辛亥革命后, 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孙中山就坚决主张, “今共和国初成, 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 为当今最重要的政策”。南京临时政府为此颁布了许多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法令,采取了一些扶助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措施, 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袁世凯窃取政权后, 虽然在政治上排斥异已, 图谋复辟, 但在经济上并不排斥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后社会风气大有改观, “建设新社会, 以竞胜争存” 已成为时髦语句, 爱国热情、提倡国货、振兴实业三者相互交融, 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 这不是哪个统治者能够阻挡的。所以, 袁世凯为了稳定其反动统治, 先后颂布了《奖励工艺品章程》、《工商保息法》、《商会法》、《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等项法律和法令, 在客观上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 这一切无疑对民族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其表现为:

  1、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发展
 
  我国少数民族近代工业企业, 最早是1875年福建巡抚刘铭传在台湾北部高山族聚居地区基隆创办的基隆煤矿。接着, 1885年,贵州巡抚潘蔚在贵州青溪创办青溪铁厂, 这是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全国创办最早的近代炼铁厂。同一时期, 在我国民族地区创办的规模较大的近代工矿企业还有:热河平泉铜矿、东川官商公司(采铜)、黑龙江漠河金矿、吉林夭宝山银矿、热河建平金矿、吉林三姓金矿等。甲午战争后, 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同全国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一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1906年, 古丈厅将过去的种植局改为矿务疏河种植局, 先后开办了金矿、铜矿、铁矿、锑矿和煤矿等, 并规定金矿由官办, 煤矿等由绅办, 招商合营。在永顺还有官绅合营的织布厂。在广西, 这个时期除了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办了采矿、碾米、制糖、火柴、榨油工业, 如金山煤矿、南丹锡矿、贵县天平山银矿、龙胜银矿、铅锌矿等企业外;在农业方面, 1898年还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公司, 如邑宁农垦厂, 靖县林业公司等。在云南和贵州两省, 除了原有的企业外, 也有一些新企业出现, 如水族地区的铁厂和汞矿厂, 黎平的金矿等。1908年云南下关创办了茶叶加工厂, 过了三年又开办了皮革厂。另外, 在个旧有大小彝族资本家20多人, 其中孔昭胜就雇佣了四五百工人。在蒙古地区,蒙古王公贵族、官僚、地主也投资创办新企业但从总的情况看, 辛亥革命前少数民族地区资本主义虽然得到初步发展, 速度却是极其缓慢的, 它同汉族地区相比, 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也更甚 一些企业不是被帝国主义霸占, 就是被摧毁, 所余者仅有买办性商业或与外国合股经营的企业, 具有更浓厚的买办性、封建性。且辛亥革命前两三年, 民族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已处在衰败萧条的境地。

  随着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再加上大战时期帝国主义忙于战争, 减轻了对我国资本主义的压迫, 我国民族地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浪潮。首先, 在企业数量方面, 仅以我国满、朝鲜等少数民族较集中的东北地区(奉、吉、黑、热)为例,1912年至1917年就新创办了600多家工厂, 其中1912年有152家, 1913年有110家, 1915年67家, 1916年108家, 1917年为77家, 大大超过了辛亥革命前两三年的发展速度。在这些企业中突出表现就是扩充和新建了一些采矿业。吉林舒兰煤矿在1913年只有两个矿区(小顶子、大顶子), 分别由中国的共益公司、天仓公司采掘经营。之后, 又有密升、东盛、德顺成、广泰成等公司相继开采,组成了9个矿区(小口前、西沟、老煤窑、小顶子、阎家沟、大顶子、半截河子、二道河子、棒褪沟)。1915年至1919年在九台、伊通、蒙江(靖宇)、桦甸、磐石、延吉、东宁、额穆(蛟河)、密山、桦川各县所设煤铁金银铜铅锰等矿, 属于华商经营的至少有24家, 尚不包括中外“合办”。东北地区的机械制粉业、油坊业以及纺织业、造酒业, 这个时期均有发展。其他民族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其次,在产量方面, 有些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加􀀂由于帝国主义战争迫切需要钨、汞、锑、铅、锌等金属, 价格猛涨, 广西、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便大量开采。如云南会泽县开采锌矿的鑫泰公司, 1902年开办时只有炼炉4座, 1914年增加到10座。个旧大锡的出口量,从1911年到1917年就增长了一倍左右。贵州玉屏县万山采沙炼汞, 一战时期估计每年产量超过100余吨。

  2、创办人的出身和资金来源的变化

  辛亥革命前创办的资本主义企业, 满族官僚占相当大的比例,当时一些有势力的满族官僚和地主, 看到新式企业有利可图, 便投资经营新式工矿企业􀀂如甲午战争后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准试办矿业, 于是贵铎、阮玉昌等集股开采,其他满族人士纷纷仿效, 他们先后投资开办的矿业还有弓长岭铁矿、铁岭煤矿、三姓金矿以及抚顺朴儿屯煤矿等10余处,。1901年, 王承尧和翁寿分别呈请开采抚顺煤矿, 王承尧筹集资金, 有满人荣伦、英凯等人入股。此外, 在抚顺千金寨外还有满人件思升开采的搭连嘴子等煤矿。1908年裕康创办了吉林机器砖瓦厂。清末, 仅奉天省满族人士所开矿厂就有10多家。他们主要是凭其特殊地位和前资本主义剥削得来的货币财富转化为工业资本。辛亥革命后, 民族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虽然仍以官僚资本为主, 但投资者的出身和资金来源却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商人把商业利润积累起来, 从事工矿业的情况增加。比如在新疆规模较大的伊犁皮革厂, 是1909年由维吾尔族商人玉山巴依及其兄弟木沙巴依, 投资35万元从德国进口机器兴办的机器制革工业, 开始为官商合办, 后来转归玉山兄弟经营, 有工人150余名, 多为维吾尔族。年产量高达一万余张大皮。这个制革厂是新疆地区由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第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辛亥革命后商人投资创办的较大规模的民族工业还有黑龙江缓挥永济面粉公司、吉林珠河县一面坡机器油坊、黑龙江万丰益面粉公司、广西梧州火柴厂等。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投资民族工业。傣族民主革命先驱刀安仁, 由于受到革命思想的启发和西方文明的影响, 在孙中山的支持下, 在辛亥革命之前便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拟定了一个建设干崖新城的计划, 他变卖了大量土地, 并利用外资, 从日本引进先进设备, 聘任外籍技术人员和技师, 从事工农实业。在发展民族工业方面, 开办了机械化的丝织厂, 安装了自来水设备# 还购进了火柴厂、印刷厂的机器设备, 在发展农业资本主义方面, 为充分发挥本地区亚热带自然条件的优势, 种植了橡胶、桑树、杉木等。刀安仁是从封建领主转变为资本家的典型代表。三是华侨投资民族地区工业 辛亥革命后,华侨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在倡用国货的同时, 也纷纷投资国内, 如福建华侨掀起了一个“都市现代化”运动, 踊跃投资于公用事业。在海南岛, 有华侨组成的“海南实业开发分司”, 筹集资金25至30万元, 在三亚等地建晒盐场, 开采锡矿等。1911年华侨还集资在五指山水口和崖县铁炉建立橡胶、咖啡、椰子、槟榔、甘蔗等种植园。

  3、部门结构不合理状况有所改观

  我国少数民族近代工业本极薄弱, 不仅资金短缺、产量很低,分布不平衡, 且结构又不合理, 主要是采矿业畸型发展 辛亥革命前后, 少数民族地区开办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矿山约12 家, 资本合计约523万元.而同时期开办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加工工业和日用品工业约6家, 资本合计46.9万元。加工工业及日用品工业的资本只占总额约8.2%。至于机器造工业, 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根本没有。辛亥革命后, 一方面是采矿业适应一战需要继续发展, 1916年两湖、两广和云南五省, 即有炼锑厂64家, 其中有的是开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另一方面, 民族地区的加工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也较快, 主要是制革厂、面粉厂、榨油厂等。再以东北为例, 在吉林, 1914年设有裕顺火磨股份有限公司。桦甸县在1915年设有利华面粉有限公司。1919年14月双城县共有6家有名的面粉磨坊, 除两家分别设于1894年和1907 年外, 其余4家均设于1914。珠河县所设一面坡面粉公司, 在1917年7月已达到了一定规模。1917年8月在一面坡又有公和利字号火磨的开设。在油坊工业方面,1916年营口共有华商机器油坊8家, 1912年到1915年设立者占4家。1915年至1916年安东(丹东)有拥有1万至3万元资本的华商机器油坊共11 家。1919年3月珠河县又设一面坡机器油坊。在纺织业方面, 1915年至1916年安东(丹东)有拥有两三万元资本的丝厂8家。哈尔滨在1916年至1919年设有3家织布厂、13家袜厂、1家手巾厂。在火柴厂方面, 1913年营口创办三明火柴公司, 1915年创办关东火柴有限公司等。此外, 这个时期我国其它一些民族地区还开办了一些航运公司、电力公司、机械修理、纺织公司等, 如广西龙州继梧州华商开办西江航运公司之后, 购轮船3艘, 每艘载重5万斤, 这是少数民族地区开办最早的近代航运企业。同时广西各大城市(如柳州、桂林)还办起了一些电力公司。

  尽管辛亥革命后我国民族地区资本主义工业结构有所改观,但始终没有改变以矿业为主的状况, 机器工业非常薄弱, 没有自己的机器工业, 也就摆脱不了对帝国主义机器设备的依赖而失去独立发展的可能。但这些资本主义工矿企业毕竟是新的生产力, 代表了进步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多少起了开化社会风气和传播近代生产技术的作用。

  三、辛亥革命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影响

  辛亥革命时期, 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同封建文化思想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沉重打击了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是近代史上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1、开办了许多新式中、小学

  辛亥革命前, 民族地区已办了一些学堂, 使少数民族青年不但可以就地入学, 而且有些还可以送到大城市和国外深造。辛亥革命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开办了许多新式中、小学,有些地方还办了一些女子小学和高等学校。在侗族地区,1912年贵州天柱县龚其昌等人在南市庵建立校舍, 筹办中学, 次年正式招生上课。1914年,广西龙胜一批侗族子弟还离开家乡到县城高等小学读书, 有的还到桂林广西村治学院租初级中学学习, 接受新思想的教育。1918年三江创办了女子小学一所 , 使侗族青少年女子有了就学的机会。在云南大理的白族地区, 学校教育比较发达,民国初年各州、县又设立了一批学校, 不仅男人可以入学, 妇女亦可入学。大理中学当时就办了五个班, 招收各族学生500余人.在广西壮族地区,不仅办起了普通中学、师范及职业学校, 高等教育亦有发展, 先后设立了广西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 壮族子弟入学的机会多了, 有少数壮族青年还受到了高等教育, 在延边朝鲜族聚居区,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就成立了昌东、光成、明东、正东等4所中学。此后, 在延边各地许多私立学校相继建立。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通化县就建立了私立中、小学70余所。在西北, 西宁蒙古半日学堂, 辛亥革命后改称蒙番小学校, 不仅吸收蒙古王公子弟, 也招收藏族学生, 使藏族青年能就地入学/。此外, 1913年,在北京办起了一所全国性的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子弟的“蒙藏学校”。

  2、增设了近代社会和自然科学课程

  辛亥革命后,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 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也一改过去陈腐的教学内容, 注重对学生传授近代文化知识。如广西三江县教育“自新学制” 后,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1913年设塾师研究所于丹洲, 改造私塾, 授以算术、乐歌、图画、自然等科。白族地区的教学内容也有改变, 除保存读四书五经一科外, 仿照西洋学校增加了一些科学文化知识。在东北朝鲜族地区, 学校在提倡学习自然科学, 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儒家思想, 帮助学生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回族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宗教人士, 看到民族的兴亡决定着宗教的兴亡, 事关自己的前途命运, 因此主张在学习宗教知识的同时兼学一些汉文和科学知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 加强与兄弟民族的联系。所以他们积极倡导改革回民经堂教育, 兴办新式回民学校, 向广大回族儿童和青少年传授近代科学知识, 培养振兴民族人才。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 新式回民教育开设了修身、国文、历史、算学、地理、经学、理科、体操、手工、图画、音乐、英语等课程, 改变了经堂教育只习宗教知识的状况, 为回族子弟学习汉文化及西方的科学文化, 创造了有利条件。

  3、造就了一批少数民族先进知识分子

  少数民族青年在新式学校学习期间, 由于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熏陶, 他们不仅自己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 而且在群众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如蒙古族青年荣耀先, 辛亥革命后进入归化城高等学堂, 在这里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和近代科学教育, 使他初步懂得了民主的道理。那时他家菜园里有一棵大榆树, 天阴下雨时, 树干中心低凹处常有积水,有些农民由于缺少科学文化知识, 迷信此水为“圣水” , 尊称榆树为“神树”, 并常用它洗眼治病。荣耀先度假回家时便向群众讲解没有鬼神的道理并锯掉了“神树”, 1918年夏, 荣耀先和王祥、孟志忠、恒升等进入北京蒙藏学校, 此后他常和同学们一起赴北京大学聆听陈独季、李大钊等人演讲, 从中受到鼓舞,并开始传阅进步书刊, 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

  正是因为少数民族有了这样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 所以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 便通过他们很快传播到民族地区, 为民族地区旧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向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转变莫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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