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陵地区地域性文化与地方文献 |
|
作者：胡萍 蔡清万 信息来源：湖南图书馆时间
武陵地区是湘、鄂、渝、黔四省(市)的边远山区构成的一个特殊地理区域。在这一特殊地区里长期较封闭地世居着以土家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文化。研究这种独特的地域性文化而形成的地方性文献，包括这些文献的载体形态、范围、特征等，不仅有利于对武陵地区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而且对于保存、继承、弘扬武陵地区的民族文化，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等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武陵地区地域性文化的形成及其渊源
1、武陵地区概述
“武陵”一词是一个源于自然发展延绵于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地域性概念。武陵地区系指以贵州铜仁地区梵净山山脉延绵之地区，主要包括湘鄂渝黔省(市)的四大边区。具体包括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重庆市所辖五个区县：黔江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以及贵州省铜仁地区。
另一方面，“武陵”又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区划概念。“武陵”的名称起始于汉代所设的武陵郡，武陵郡“汉置，治义陵，在今湖南溆浦县南三里，后汉移至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县西。隋初废，寻复置，移今都德县治。唐置朗州，寻仍日武陵郡，后又为朗州。宋日朗州武陵郡，寻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武陵”名称时改时复，延至宋以后，“武陵”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再未出现于文献中，元朝开始施行行省制度，历史上的“武陵郡”划归于湘、鄂、川、黔四省管辖，于是“武陵”被湘、鄂、川、黔边区所代替。但是，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历史行政区划分如何变化，“武陵”指现在的湘、鄂、渝、黔接壤的边区地州、县形成的以武陵山脉为中心，以土家族、苗族为主要世居少数民族并融土家、苗、汉、侗等30多个民族为一体的具有共同地理和文化特征的民族地区。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武陵地区总人口14，276，524人，其中土家族6，712，031人，汉族4，818，986人，苗族2，015，808人，其他少数民族共计729，699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66．25％ ，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排在西藏和新疆之后)，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并有着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生活、民族问题等特征。
2 、武陵地区地域性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文化是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它由物态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大部分组成。武陵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地域性文化。早在史前时期，武陵地区就已经形成了独具个性的地域文化。土家族、苗族是武陵地区主要的世居民族，他们不仅世居于这一地区繁衍和发展，而且其人口达到8，727，839万人(土家、苗)，占这一地区总人口的61．2％ 。因此，土家族、苗族文化表现了武陵地区文化的主体特征，尽管汉族文化大量进入武陵地区，与土家族、苗族互动频繁，对该地区文化影响很大，但武陵地区仍不失作为民族地区具有的文化个性。从地理形态来看，武陵地区是中国最典型的山区，因此，武陵地区的地域文化也体现为独具特色的山地文化。
由于武陵山一带是中国巫鬼文化的发源地，故而武陵地区的地域文化又是一种神秘浪漫的文化。明清时期，地方志对武陵山区的崇巫尚鬼习俗作了大量的记载，嘉靖《思南府志·风俗》卷一载：“蛮獠杂居，音语各异。⋯⋯渐被华风，汉民尚朴，信巫屏医，击鼓迎客。”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风俗志》卷十九载：“州属多男巫，其女巫则谓之师娘。” 乾隆《辰州府志·风俗》卷十四载：“信巫重鬼，所在皆然。”现在富于神秘性的傩文化在武陵地区民间还大量存在，如土家族、苗族民间的还傩愿；黔东北地区的傩堂戏；凤凰等地的傩戏；恩施三岔等地的还坛神；土家族的梯玛活动；古丈等地的“跳马”等。
武陵地区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使武陵地区的地域文化具有神秘浪漫的色彩 我们从屈原的《九歌》、《山鬼》、顾彩的《天下郡国利弊书》以及沈从文的作品中可以领略武陵地区地域文化的神秘意蕴。这种神性、魔性正是武陵地区地域文化的特征之一武陵地区除土家族、苗族、汉族外，还生活着侗族、瑶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有的是早先就居住在武陵地区，有的则是后来从其他地方迁来的(如侗族)。武陵地区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是多民族杂居地区，这种文化生态对武陵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它使得这一地区中的土家族、苗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吸收汉、瑶、侗等民族的文化，形成武陵地区的土家、苗族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多民族文化构成的多元文化。
1）、 土家族文化
土家族是武陵地区的世居民族，也是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古代巴人是土家族的主要源头之一，而湘西土著或濮人是土家族的另一个主要源头。这两个源头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通过融合其他一些外来民族的部分成员在唐末形成的一个较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土家族。因此，武陵地区是土家族孕育、成长、发展的地方。
正由于武陵地区这种特殊性，使得土家族在其物态文化方面有其显著的特征，主要有：一是生产、生活、器具的竹木化及其形状的特殊性。武陵地区气候宜人，森林资源丰富，聪明勤劳的土家人的生产生活器具多就地取材，用各种木材和竹子制成水桶、水缸、床、椅子、箩筐等；二是以吊脚楼为代表的建筑文化，这与武陵地区主要是山地，加之气候湿润，毒虫猛兽较多，其建筑就依山而建，一来适应山地地势，楼上住人，楼下放东西或喂牲畜；二来可防潮及抵御毒虫猛兽的侵袭。三是以西兰卡普为代表的纺织及其制品文化。这反映了土家人聪明智慧和爱美的心里特征，而这些特征又与当地自然生态紧密相联。如西兰卡普俗称土花铺盖，用麻织成，上面织有多种图案。其图案有三类：一类是取材于自然的图案，如虎豹斑纹、锦鸡彩羽、蟒蛇赤章等，这些是武陵地区人们崇拜的动物类；一类是取材于物体图形，如墙边花、方形叠坡图案、弧形图案、水波纹图案等及其组合图案，这些都是当地自然界形成的印象美图案。另一方面是以靛蓝、黑、青为基调色彩，配以多种彩色，形成五彩缤纷的姿态，各种图像配以多样颜色使其极富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因为武陵地区是南方山区，这种自然环境使土家族经济也明显地表现出山地经济的这一特征，主要有采集经济、渔猎经济、农耕经济等。从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武陵地区特色的土家族经济制度文化：即采集文化、渔猎文化和农耕文化。采集文化源于采集生产，因植物为人们提供可食可用之物。所以采集生产主要是以天然的植物为生产对象。渔猎文化是源于武陵地区渔猎经济生活，主要表现在猎神崇拜，山神崇拜，赶仗和放闹等方面，这些都在《酉阳州志》、《容美纪游》、《鹤峰州志》、《长乐县志》中有记载。农耕文化源于农耕经济，唐宋以后，农耕经济在武陵地区得到很大发展。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农耕经济占绝对地位。而这里的农耕经济是以旱粮作物种植为主的，因而，在长期农耕经济生活中，土家人产生了具有武陵地区农耕经济特点的农耕文化，主要表现在，太阳神崇拜、雨神崇拜，土地神崇拜、牛崇拜、毛娘崇拜、社巴神崇拜、谷神崇拜、农耕歌谣、农耕谚语、农耕风俗、饮食文化，农耕文化心理等方面。其内容十分广泛并极富民族和地方特色。
土家族文化还是一种精神文化，其主要体现在，一是图案学科(如白虎带崇拜等)，二是信巫鬼、重人祠：三是有特色的土家歌舞，体育文化，如跳丧歌舞(撒尔嗬)、哭嫁歌舞、摆手舞，各种情歌(如龙船调)，以及口传和习俗文化等等。
2 )、苗族文化
武陵地区还有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的世居少数民族—— 苗族，它是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族源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九黎”、“苗族”、“南蛮”。黄帝时的九黎，尧、舜、禹时的三苗乃九黎的后裔，商、周时的南蛮则又是三苗的后裔。这三个古老的民族集团是苗族最早的祖先。真正的苗族形成是三苗部落联盟被尧、舜、禹击败之后，再次被迫大规模徙往西北和荆襄一带，即所谓窜三苗于三危(今甘肃敦煌一带)，放欢兜于崇山(今湖南大庸即今张家界一带)。史籍中“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以及“诸候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的记载，不仅反映了这一历史变迁而且也明确指出了苗族先民“南蛮”与“三苗”之间的宗缘。唐宋以后，由于苗族不断显示其影响，引起封建王朝的注意，各代中央王朝与苗族的接触日益频繁，对苗族的认识逐步加深，于是“苗”遂从若干少数民族混杂的“蛮”中脱离出来，作为单一民族而被重视。如唐代樊绰《蛮书》卷十中便有“黔、泾、巴、夏，四邑苗众”的记载，宋代朱辅《溪蛮丛笑》中明确指出“五溪之蛮⋯⋯今有五心，曰苗，曰僚，曰仡伶，曰仡佬。”
苗族也有具有鲜明特色的物念文化，主要体现在：一是以竹器和铁器为主要的山地耕作工具和生活器具的文化，如其中最有苗族特色的是竹器中的背篓、挑篓。它们都与地方自然资源，地理特征，生态资源分不开；二是典型干栏式吊脚楼为代表的建筑文化。苗族的吊脚楼保持着自己的本质特征，同时又吸收了土家族吊脚楼的建筑风格；三是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苗族服饰、装饰都很耀眼，如其佩饰银器，在保持总体风格情况下，又因地域的不同，而在颜色或微小格调上有一定区别。苗族服装的五彩缤纷，体现了苗族人民的特有的心理素质和独具一格的民族文化特征。
武陵地区苗族的制度文化与土家族的制度文化体现在经济制度上是基本相同的，因为经济制度与地方、地理、生态环境直接相关。
武陵地区苗族的精神文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习俗文化。最典型是婚姻习俗、丧葬习俗和多姿多彩的节日习俗。这些习俗也因地方不同而有异，即有地域文化特色。二是图腾崇拜，武陵地区苗族主要有两个图腾崇拜，即盘瓠图腾崇拜和牛图腾崇拜。苗族的“牛王节”则是武陵地区苗族的牛图腾崇拜的最好证明。
二、武陵地区地方文献及其特征
1、地方文献
地方文献是指涉及某一地方的历史与现状，并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文献。包括图书、档案、报纸、杂志、公报、官报、史志、文件、报告、布告、通知、宣言、传单、谱牒、契约、诉状、合同、名人手稿、名人书信、日记、游记、会刊、简报、文史资料、类书、政书、回忆录、调查材料、图表照片、民歌、民谣、民间故事、重大事件知情人谈话记录或录音等。
地方文献的范围内容应包括区域事物、区域人物、区域出版物。地方文献的特征主要有区域性、时代性、民族性、广泛性、翔实性、资料性等。地方文献的区域性是指地方文献以一个地区为记述范围而反映这个地区事物的特色；地方文献是一个地区历史的产物，它能客观地反映一个地域的历史和现状发展的轨迹，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地方文献主要由地方史、地方志、地方年鉴、谱牒、传记等组成。资料性是指地方文献的内容广泛而丰富。
2、武陵地区地方文献
什么是武陵地区地方文献呢?我们认为：凡是反映武陵地区内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及群体活动方式的记录，凡在内容上涉及武陵地区并具一定价值的各种载体的资料，都是武陵地区地方文献。
武陵地区地方文献是武陵地区地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武陵地区地方文化发展的缩影与积淀，是武陵文化的深层结构。武陵地区地方文献在保存武陵地区地域文化方面具有传承武陵地区地域文化的功能与价值。
武陵地区地方文献不仅记载了武陵地区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族源以及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还记载了武陵地区的习俗文化(婚姻习俗，丧葬习俗和节日习俗)；图腾崇拜(土家族的白虎崇拜、苗族的盘瓠图腾崇拜和牛图腾崇拜)；民族信仰、器乐(苗族乐器最具特色的是铜铃，竹鼓和长简铜号等)、歌舞(土家族的跳丧歌舞撒尔嗬、哭嫁歌舞、摆手舞，苗族的彩鼓舞、猴儿鼓、单人或双人鼓舞、茶盘舞、打花鼓、地狮子、板凳龙、花花灯)、歌谣文化；娱乐杂耍、方言土语等。因此，武陵地区的地方文献范围广，内容丰富。
武陵地区地方文献，除了具有一般文献所具有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等特点外，还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鲜明的非它性，地域性是它最鲜明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武陵地方文献的这种地域性，使其具有独特的价值，可以说武陵地区地方文献是中国的一个特色文献。武陵地区地方文献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武陵地区地方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文献：
(1)有关记述武陵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自然资源、名胜古迹等专门文献。
(2)武陵地区本土文人的作品。指为武陵地区的建设作出贡献，在武陵地区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巨大影响的人士的一切著作。如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的文献就是典型的武陵地区地方文献著作。
(3)武陵地区地方志。武陵地区方志是比较全面反映武陵地区的某一个地方(如州、地区、县、市)的政治、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情况等的重要文献，主要有州(地区)志、县(市)志，还有行业的专门方志，如教育志。方志一般按一定历史时间组织编写。
(4)武陵地区少数民族研究专题文献。为弘扬、继承和保存武陵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整个武陵地区已经形成了挖掘、整理、研究这一地区民族文 化的热潮，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以著作的形式出版，如土家学、苗学等研究丛书，这已是武陵地区民族文献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3、武陵地区地方文献特征
1 ）、口传文献比重大
武陵地区的土家族和苗族，历史上都是有语言而无文字，民族历史和文化知识都用民族语言口耳相传，并用汉语记载，特别是早期的历史文化信息主要保存在史记等文献中。如苗族的《古老话》，土家族的《梯玛歌》、《摆手歌》等都如实地反映了人类的起源、民族的迁徙和社会生活情况。另外，用民族语言传承的神话、故事和山歌浩如烟海，民族艺术丰富多姿，傩戏、茅谷斯、摆手舞、跳马等，形象地记录了武陵地区先民早期的生产生活。土家族的织锦、木雕、刺绣，苗族的腊染、银饰，侗族的侗锦等都是宝贵的非物资文化遗产；武陵地区的采丹、用植物和矿物制作的染料，被誉为中国古建筑杰作的吊脚楼、鼓楼和风雨桥等都是祖国文化瑰宝。
2 ）、历史文献少，缺陷多
由于中原历来就把武陵地区视为化外，所以早期对武陵地区的记载较少，即使有一些文献记载也很笼统，而且带有鄙夷的成分。如乾隆《永顺府志》卷二是这样记载土家族婚恋习俗的：“土司地处万山之中，⋯⋯凡耕作出入，男女同行，无拘清疏。道途相遇，不分男女，以歌为奸淫之媒，虽亲夫当前，无所畏避。”就明显带有夸大和丑化之意图。
3）、文献发生较迟、错误较多
早期的方志多为外地人所修，存在明显不足武陵地区早期被视为蛮野之地，且其世居民族土家族、苗族又无文字，地方文献都是汉字记录，且多为外地文人(知县)所记，口耳相传的民族文化难免有所变异，故文献发生较迟、错误较多。
4）、民族性强
武陵地区深处大陆腹地，是东部进入西部的必经之地。历史上，这里族群互动频繁，文化积淀深厚，形成了以土家族苗族为主要文化特色的文化，被称为“文化的沉积带”。武陵地区的地方文献是该地区历史的产物，反映了该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如各地方志中对各民族起源、经济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的记载以及文人顾彩的《容美记游》中对容美土司属地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描绘，这些资料对于土家学、苗学的研究者了解民族的起源、流变、迁徙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有力的佐证。武陵地区地方文献的民族性特征已引起了研究该地区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广泛重视，并产生了系列的成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