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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黔东北土家族“烟火架”的精神象征及其现实价值
                        作者:李克相  信息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元宵放灯、赏灯、观灯、玩灯、燃灯已经成为我国各地延续上千年的传统文化习俗。黔东北的沿河、印江、德江等地(以下简称“黔东北土家族地区”)的城市乡村,在每年正月,尤其是正月初九至十五夜,是玩灯耍灯的高峰期。无论是在正月十四、十五夜间“回灯”时火毁灯笼纸马以及放“向阳灯”时烧火燃香点烛、送神祈福逐瘟等祭祀活动,还是开展的炸龙灯、耍狮子灯、游蚌壳灯、玩“车车”灯、跳花灯等“百戏”活动都成为春节期间土家人祭天酬佛、娱神乐人活动的高潮。土家人将一年中的庆祝太平之瑞、享受丰收之喜,助兴赏月之乐、纳福逐灾之愿、迎年祈寿之贺、驱瘟接祥之祭等统统融入灯戏舞龙燃烟活动中,尤以濒临失传的黔东北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燃“烟火架” 最具民族特色和艺术魅力。

    一、黔东北土家族燃放“烟火架”的起源及表现形式

    元宵节灯会由来在黔东北土家族地区有多种传说,经历了十朝百代的近二千年发展。公认的看法是始于汉,兴于唐,盛于宋。有宋史载:汉明帝因佛法初来与道士角法,敕令烛灯,表破昏闇云。唐僖宗幸蜀,回中原多事,至昭哀皆废。梁开平二年,诏令三夜门坊市门公私燃灯祈福。庄宗入洛,其事复兴。后历诸朝,或然或否。宋太平兴国六年,敕下元亦放灯,三夜为军民祈福;供养天地辰象佛道。三元俱燃灯放夜自此为始。      

    其中,一种传说源与汉代政治有关:《史记·乐书》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汉惠帝刘盈死后,吕后一族控制了政权。吕后死后,周勃、陈平等元老奋起勘平“诸吕之乱”,拥刘恒为主,是为汉文帝(前179—前157)。因扫除诸吕正是正月十五日,故每年此夜,文帝就微服出宫游玩,与民同乐,以表纪念。因“夜”古语叫“宵”,于是,汉文帝就把正月十五这一天定为元宵节。司马迁创建《太初历》后,将元宵节定为重大节日,在隋、唐、宋盛极一时。《隋书·音乐志》记:“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不过,这时还没放灯习俗。

    一种源于释道的宗教活动。相传佛教初来中国,烧经像无损而发光,因西域十二月三十日正好是中国正月十五日,所以汉敕令烧灯,表佛法大明。汉武帝借鉴周礼司爟氏烧燎照祭祀之法祭五时神祠,通夜设燎。唐先天二年,西域僧沙陀,请以正月十五日燃灯。开元二十八年正月十四日,敕常以二月望日烧灯。天宝六年六月十八日,下诏夜开,以纳阳气时和,十五夜放灯。德宗贞元三年敕正月十五日燃灯。《岁时杂记》载,因道教曾把一年中的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合称“三元”。汉末道教的重要派别五斗米道崇奉之神为天官、地官、水官,笃信“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并以三元配三官,说上元天官正月十五日生,中元地官七月十五日生,下元水官十月十五日生。这样,正月十五日就被称为上元节。《涅¥经》载:“如来¥维讫,收舍利罂置金床上,天人散花奏乐,绕城步步燃灯十二里。”即到汉明帝永平十年(67),蔡¥从印度求得佛法,汉明帝倡佛敕令于元宵节点灯,以表对佛教之尊。元宵节放灯之源概肇始于此。《西域记》载:“摩偈陀国,正月十五日,僧徒俗众云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对此习俗,《西游记》九十一回详记了唐三藏师徒历经天竺国外郡金平府时因赏灯被妖怪冒充佛祖挟持唐僧的情况及元宵夜灯盛况:“正月十三试灯,十五上元、直到十八、十九谢灯。……三五良宵节,上元春色和。花灯悬闹市,齐唱太平歌。……雪花灯、梅花灯,春冰剪碎;绣屏灯、画屏灯,五彩攒成。核桃灯、荷花灯,灯楼高挂;青丝灯、白象灯,灯架高檠。鰕(虾)儿灯、鳖儿灯,棚前高弄;羊儿灯、兔儿灯,檐下精神。鹰儿灯、凤儿灯,相连相并;虎儿灯、马儿灯,同走同行。仙鹤灯、白鹿灯,寿星骑坐;金鱼灯、长鲸灯李白高乘。鳌山灯,神仙聚会;走马灯,武将交锋……有那跳舞的、蹦跷的、装鬼的、骑象的,东一攒、西一簇……”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借佛神降瑞赐福的原始信仰遵从,成为人们以元宵节灯俗方式表达的心理因由。
    还在黔东北土家族地区有一种关于许愿完恩之说。在土家花灯、炸龙唱词中对其来源有清楚地表述:“……唐王母病闹花灯,龙施霖雨承天意,雨泽龙恩救万民,明皇放灯六百盏,普天同庆闹新春……上元灯会酬龙恩,传说龙灯由此起,上元灯会年复年”。该唱词中的“唐王母病、明皇放灯”典故记载了元宵闹灯的历史。唐王即李世民。传说母亲害眼睛,李世民许下红灯大愿保佑母病痊愈,派大臣李文学为灯官制“天灯三十六,地灯七十二”,后母果病愈。 

    另有传说在很久前,土家居住地凶禽猛兽多,常伤人畜,人们就“赶仗”;有一神鸟迷路降人间,被不知情的猎人射死。天帝晓怒,旨传天兵于正月十五日到人间放火,毁殇人畜财物。天帝女儿心善,冒险偷驾祥云到人间告诉人们消息。众人听说后惊慌不已。许久,有老人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户户张灯结彩、点爆竹燃烟火以蒙蔽上帝……”。到正月十五晚,天帝一看,人间到处红光,响声震天,续三夜如此,以为大火燃烧之焰,心中大快。人们为纪念这次成功,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悬灯挂彩,放烟燃火以纪念。
    
    还有一说与土家历史和傩祭活动有关。认为元宵灯节最早起源于人们对火的崇拜。土家“傩堂戏”绝技中踩炉铧、吐烈火驱鬼的习俗之“原始形态,可追溯至久远的上古时代”,是为灯火的最初渊源。

    元宵灯俗缘起本意莫不是以表夙愿和助兴。以敬佛神、以驱鬼疫、以求丰瑞、以兴升平、以纪化吉、以安灵魂。因此,历朝历代皆以正月十五张灯观灯燃灯为一大盛事,客观上促进了灯会习俗发展。如文帝《列灯赋》就描绘了当时宫廷在元宵张灯的盛况。隋炀帝时,每年举行正月十五夜盛会,以待万国宾使。唐代灯市盛况空前,中唐以后,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节日。唐玄宗(685-762)开元盛世时,长安灯市燃灯五万盏,式样繁多。巨型灯楼广达20间、高有150尺。唐景云元年元宵节,唐中宗李显和韦皇后不顾宵禁和有伤风化之顾虑,便服出宫到闹市上观看花灯。尽管唐代实行宵禁,但惟元宵节开禁“放夜”三天。宋朝,张灯由三夜延长至五夜,灯彩兼放焰火与杂耍。宋太平兴国六年令下元放灯三夜,供养天地辰象佛道。三元俱燃灯放夜为军民祈福(可能燃灯自此为始)。梁简明代,朱元璋规定正月初八上灯,十七落灯,家家户户悬挂五色灯彩,彩灯上描绘各种人物,舞姿翩翩,鸟飞花放.龙腾鱼跃;花灯焰火通宵照耀。清代,民间灯会日期缩短为五天,延续至今。

    黔东北沿河等土家族地区自古是土家先民聚居地。在“以乌江为胜,设思、务之治,为县为州,变置糜常”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丰富多彩的民间民俗文化,为后世传承、遗留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让土家后裔引以骄傲和自豪。虽然在很多历史时期,沿河等土家族地区地处南徼外治,人称“蛮夷”,但文化习俗之风却与历朝历代京都大朝之俗密切相关。最典型的是在唐宋所兴盛的歌舞、祭祀等与土家文化习俗的密切渊源。比如:土家接亲“拦门酒”与唐朝“障车”,土家“龙舟祭”、“祭土王”、“拜江神”与唐朝“船祭”和“酒祭”,土家建房“抛梁巴”与唐朝建宅院“上梁”以及“开门”踩门与五代时新居落成举行的“暖房”,土家“大年挂纸”祭祀与唐朝民众“迎厕所紫姑”,土家正月“拔河”与唐前“牵钩”,土家结婚抬轿与宋高宗迁都扬州时兴起的“坐轿”等等,无论形式与内容都同出一辙。还有源于巴渝土家山歌的唐“竹枝词”,源于土家蘸酒敬师的唐“蘸甲”,源于土家傩堂戏于花灯戏面具与扮相的唐朝“狮舞”,源于土家茶楼“说怀书”的宋“勾栏”,源于土家 “舍巴日”的唐宋“踏蹄”及“踏歌舞”,源于土家纸扎的北宋“皮影”等等,使人们实在难以分清大朝中央与蛮夷外徼谁更文明了。

    黔东北土家族地区燃放“烟火架” 就是在以上民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土家民族特色的灯俗。是起源于唐朝,在明清时兴起流传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土家族燃灯看戏的一项活动,属于农历正月元宵(过大年)的重戏之一。与汉族的元宵节灯会来源相关,同土家炸龙灯俗一脉相承而来。是土家人在每年的元宵、喜庆或生辰作斋场合以助兴、增寿、祈愿、驱邪、纳福、超度等宗教心理为目的的花灯活动,融赏灯、观灯、玩灯、燃灯习俗文化精髓于一身,具有较高艺术水平和文化内涵。

    据沿河淇滩“烟火架”传人介绍和花灯唱词推断,早在唐设思、务两州或务川县于今黔东北沿河县地时,土家先民承唐风并结合土家民俗发展改革后而逐步兴盛起来。因为,燃放“烟火架”所需的材料如黑火药、火炮、走马灯、燃油、纸扎皮影等技术都是在唐宋时期才出现的,黑火药最迟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发明,走马灯在宋代出现,燃油(猛火油)在唐宋时才广泛应用,纸扎皮影在北宋时才有前身,其人物、动物形象全用纸制成。因此,黔东北土家族地区“烟火架”应该最初源于花灯戏耍、狮舞表演和赏灯。随着元宵节花灯、赏灯、燃灯等习俗的普及,聪明的土家先民逐步改良和发明彩灯工艺技术,把灯艺、纸染、皮影、纸扎、焰火、走马灯等最精髓最核心的声、光、影、色、转诸多精湛艺术融入彩灯制作中,使“烟火架”具有玩灯、赏灯的社交功能、美术工艺欣赏价值和宗教信仰夙愿表达等。如印江的“烟火架”在明弘治七年(1494)之后,在一陈姓制作的“阴火架”雏形之上逐步完善才发展而来。德江的“烟火架”是在土家族炸龙风俗普及黔东北后,才把炸龙烟花与花灯技术结合并吸取沿河、印江师传技艺制作而成。黔东北土家族地区各地 “烟火架” 虽然因师班不同而出现产品外形、燃放艺术效果有所区别和悬殊,但核心技术和基本内容形式如同一师授,并且各具优点。如沿河“烟火架”讲究“转”,使纸影能有动作,达到活灵活现效果;印江“烟火架”讲究“灵观扫台”时的烟花效果;德江“烟火架”讲究皮影典故情节制作和寓意。而与历朝历代或其他地方的元宵花灯相比,我们可看出黔东北土家族地区燃“烟火架”有其他地方灯节效果和技术所远不及的精湛巧妙之处。

    《西游记》里对唐朝花灯表演描写,让我们能够窥见唐朝灯会盛况之一斑。《西游记》描写:“灯有缸来大,上明着玲珑剔透的两层楼阁,都是细金丝儿编成;内托着琉璃薄片,其光幔月,其油喷香。油为酥合香油。每缸有四十九个大灯马,灯草扎的把,裹了丝绵,有鸡子粗细……油干收灯。自然五谷丰登;若一年不干,却就年成荒旱,风雨不调,所以人家都要这供献。”从唐朝遗留下来在山西等地兴盛的灯俗有花灯和地灯两类。花灯表演30人,立高1.5米三层塔式灯于场中,在四角挂宫灯照明,表演顺序为表灯、跑龙、招益官、算命、地灯、彩莲船、马马灯、假和尚、耍猴儿与高脚狮子等共十项,每项节日连贯紧凑,演出时间3小时左右。地灯有简单的故事情节,由灯官、灯头、花子、马马灯、车车灯(又叫逗幺妹)、彩船组成。情节滑稽诙谐。

    但黔东北土家族地区燃“烟火架”却有山西的天灯、地灯的全部优势。现独存于沿河淇滩、和平镇的“烟火架”集烟花、纸折、皮影、木偶、戏剧、杂耍、美术等民间工艺为一体,更比山西天灯、地灯辉煌而精彩,尤具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非常宝贵独特。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志》(1990)及其他有关文献记载:“焰(烟)火架”以竹子、皮纸和火药为原料,呈圆柱形,体积如民间烤酒用的酒甑,口下底上。一般有十二台,每台都用竹篾、纸、麻线编成各种造型的能折叠的人物动物、亭台楼阁等戏剧角色布景,都绘以鲜艳色彩;按每台表现一个主题,把道具布景分层装入大桶内。十二台之间用纸板相隔,纸板上留孔,靠引线从孔中上下串连,引线在纸板上绕成圆圈。还根据各折(一层为一折)情节、装饰、照明和动力的需要安装鞭炮及“亮子包”,用一根总导火索从隔火板中间穿过与表演道具引线相接。而表演时的照明靠“亮子包”,即“烟火架”燃放时的效果和设计创新效果,完全靠“亮子包”展示出来,质量标准要求鞭炮响,灯亮、影明。转子灵、火路和“亮子包”是“烟火架”爪扎三绝,其工艺精湛而神秘,是编扎工艺的核心,是师传工艺的秘诀所在。

    逢盛大节日,选一平坝,将“烟火架”悬挂在约10米的高处,当点燃引线后,一串鞭炮响起,便有4个灯笼从桶内弹出并挂在圆桶口四方下3米处,作装饰和照明。接着架上的戏名立即出现,犹如整个戏剧的报幕;第一折又从桶内自行脱下悬挂表演。表演结束,自行脱落着地。接着第二折、第三折……。每一折都按照爆烟花、报幕、出戏等程序进行,每台表演在十分钟左右,其机关设置灵巧隐秘。“烟火架”有60斤重,其顶端会堆满许多鞭炮,当十二台戏依次表演结束后,引线就会引爆鞭炮,噼噼啪啪,震耳欲聋。

    十二台戏为单剪纸,折叠式;如设计再巧妙一点,放起来就会向同一方向旋转,走马灯似的。当亮子包里的火花向外围四周喷射,由于它的冲击和震动以及转子灵的作用,戏台上的纸编人物道具动作灵巧,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传统造型和表演通常有:《状元拜塔》、《鲤鱼跳龙门》、《杜十娘投江》、《火焰山》、《空城计》、《满架葡萄》、《抱葵花》、《天鹅抱蛋》、《蚌壳精》、《火烧樊城》、《二十八宿》等;当然还有反映时事的戏,这靠制作者的创新。如解放初期,沿河崔家村编扎的就有反映中国人痛打美国人的戏。

    县内淇滩镇的“烟火架”制作和表演有4代人的历史。解放后,沿河“烟火架”制作和表演有四、五次,1950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时在沿河县城组织举行晚会燃放一次“烟火架”,1986年元宵节在淇滩河坝燃放一次。之后,1992年谯家白石溪台胞符治信回家探亲时请印江杉树对马村谭忠敖一班制作“烟火架”为九泉下的父母做斋燃放一次,淇滩有人为母亲祝寿燃放一次; 1997年庆祝沿河自治县成立10周年时,又燃放一次,成为沿河最后一次“烟火架”的表演。每次都吸引着成千上万人观看,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但由于“烟火架”工艺复杂,受其“传内不传外,传一不传二”的古师训影响,随着淇滩镇的“烟火架”制作师傅侯年清、肖廷举、杨华光和县城崔家村焰火架技艺传人崔照凡的相继逝世,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

    二、“烟火架”精神象征与现实价值

    “烟火架”讲究“烟”的寓意、“火”的效果、“架”的技艺。其用料、结构与燃放都寓载着土家信仰与精神象征。用竹作灯骨架、燃爆竹寓“竹报平安”,硫磺作烟雾以“避邪逢吉”,以麻线绑护表“幸福安康”,十二台戏为“年年嘉庆”,四角挂彩灯亮烛示“四季祥瑞”、“前途光明”,纸人兽马及故事皮影表达土家人民的爱憎感情,圆形灯罩象征“团圆”、谐音“元宵”,燃放时层层脱落映射逐一除瘟,生活层层高升。纸折戏剧《状元拜塔》、《鲤鱼跳龙门》、《杜十娘投江》、《火焰山》、《空城计》、《满架葡萄》、《抱葵花》、《天鹅抱蛋》、《蚌壳精》、《火烧樊城》、《二十八宿》都是土家男女老幼耳熟能详的能够寓教于乐的历史典故。之外,在燃“烟火架”时,还在周围各处悬挂各式彩灯,其造型新奇,千姿百态;同时举行跳摆手舞、玩狮子灯、舞炸龙灯、游蚌壳灯、走“车车”灯、跳花灯等文娱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表达土家人阴阳调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寿年丰、国富民强、天下太平等良好夙愿。

    一是土家族宗教信仰表达与良好夙愿寄托。在土家族,宗教信仰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和文化信念支撑。《沿河县志·风俗》(民国):“吾邑……染巫祝之余习而好讼……放排枪……放炮竹……男巫曰端公,凡人有疾病,多不信医药,属巫诅焉,谓之‘跳端公’”。所谓染“巫”,即土家族信鬼尊神冲傩无所不有,笃信“神药两解”而安神健身,因而土家族常多礼多神多祭。所谓好“讼”,即土家族除以如沿河淇滩《化行俗美》和洪渡《军门禁约》等村规律章以调节人间关系和判决对错外,还借助天地神灵以明屈冤,《沿河县志·风俗》(民国)记:“如负屈莫白,力求自明于神前‘砍鸡’、‘滚经’、‘凭神’。”因而,土家族“崇拜祖先”以感恩、“祭主生辰”以正根、“信奉土师”以求解、“奉敬土神”以保祐、“祭祀梅山”以猎获、“诚奉洞穴”以投生、“朝山拜佛”以完愿……但每事必烧钱化纸和“语咒”。 “烧”、“燃”、“唱”、“跳”、“耍”、“炸”、“响”、“彩”、“演”、“脸”、“烟”……是土家族宗教信仰表达和习俗演示过程中的关键词,以“烧”送愿、以“燃”祛瘟、以“唱”传心、以“跳”达情、以“耍”悦神、以“炸”祈福、以“响”驱鬼、以“彩”增瑞、以“演”表事、以“脸”饰角、以“烟”为导……恰好“烟火架”集土家族诸多夙愿和表达载体于风物大成,成为土家族宗教信仰表达与良好夙愿寄托最佳文化艺术载体,因而千百年来,深受广大土家人的喜爱。

    二是土家族爱憎感情表达及娱乐形式。与此同时,由于土家族地区文化环境和精神娱乐条件差,举行戏剧表演及其他高雅文雅活动非常不容易,因此,借助于节庆佳节和婚丧喜祭,把土家族的夙愿和情感通过观灯、赏灯和放“向阳灯”、炸龙灯、耍狮子灯、游蚌壳灯、玩“车车”灯、跳花灯、跳傩堂戏、打金钱杆、跳摆手舞、跳肉莲花、放焰火、燃烟火等灯、烟、火、歌、舞、戏等“百戏”表演活动表达出来,不失为土家族聪明智慧的选择。因此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具有土家族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风味的习俗。“烟火架”就是土家族习俗文化的代表。在燃放“烟火架”时,其核心内容表达了土家人民的精神信仰和爱憎情感,寓教于乐,乐中有获,成为一项实惠的教育与欢乐并存的民间活动。如“烟火架”表演的戏,就是妇孺皆知、流传广泛的历史典故。《状元拜塔》演的是许宣与白娘子合好生子士林,满月后被法海率韦驮突至家门,将白摄入钵中,压在雷峰塔下。许士林读书得中状元途经西湖雷峰塔前哭祭生母的故事。《鲤鱼跳龙门》演的是古代传说黄河鲤鱼跳过龙门(指的是黄河从壶口咆哮而下的晋陕大峡谷的最窄处的龙门,今称禹门口)变成龙的故事。《埤雅·释 鱼》:“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清李元《蠕范·物体》:“鲤……黄者每岁季春逆流登龙门山,天火自后烧其尾,则化为龙。” 后以此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或逆流前进;奋发向上。《杜十娘投江》演的是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城南的“教坊司”名妓杜十娘偶遇南京布政老爷的公子李甲喜结百年之好,后杜十娘被李甲卖给孙富蒙屈纵身跃入滚滚波涛之中的故事。《火烧樊城》演的是诸葛亮火烧樊城独撑蜀国的英雄仁义故事。《二十八宿》演的是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兽完成使命献身于人间以圣兽血之血祭传说故事。因此,燃“烟火架”时的富有教育意义生动故事在烟火辉煌和炮竹声中一一演示而容易被人们记住,并深受教育和启迪。土家族尊崇和热衷传扬的忠贞爱情、孝贤团圆的夙愿;鲤跃龙门、仁义智谋、龙虎神祐的希望无不通过历史上的诸多故事得以传承。而在“烟火架”反映时事的戏,又形象诙谐幽默地表达了土家族爱憎分明、憎恶扬善的感情,因此 “烟火架”成了土家族民间文艺的有形载体。

    土家族优秀而独特民族民间文化是土家族从胼手胝足、荜路蓝褛,披荆斩棘、刀耕火种原始愚昧走向繁荣文明的不竭源流和精神动力,因此,燃放“烟火架”实际是土家族民俗艺术文化大餐和社交宴会,是具有与土家族“社巴日”、“梯玛”、傩堂戏同等意义文娱祭祀活动之一。对促进土家族地区和谐团结和创造美满生活具体较好的引导作用,对保护土家族精神家园和推进土家族优秀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烟火架”传承了优秀的民族文化,构筑了土家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是土家族文化艺术展示的有效形式。“烟火架”能让土家人和其他民族从文化艺术角度了解土家族的历史、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工艺等;尤其是正月,村寨通过“献公心”、“集火钱”的集资形式制作“烟火架”,实现了村寨民族认同,培养了团结和谐及互帮互助的精神。“烟火架”所包含精湛的艺术和燃放效果,足以增添土家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其次:燃放“烟火架”是土家族地区人民感情的“磁心”,是人流物流聚集的场所。人们为了观看“烟火架”表演,不仅从四面八方聚拢同庆同喜,同时举办“烟火架”表演民族盛会能促进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而且会促进少数民族与外来客商思想沟通,增进各地友谊,加强交流与合作。

    再次:燃放“烟火架”有利于促进土家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利用,为土家族文化旅游建设服务。通过燃放“烟火架”,能让土家族地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强化土家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充分挖掘和传承土家族所有优秀传统文化,变文化艺术优势为经济优势,加快土家族地区经济与旅游文化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繁荣作出贡献。(作者单位:中共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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