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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过赶年”的传播学解析
                            作者:庹继光 信息来源:传播学论坛

 
    土家族是我国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主要居住在湘鄂渝黔接壤的广大地区,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先秦时期其先民就居住在这里,而且许多地方至今仍保留着土家族特有的风韵;说它年轻,则是195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才以“统发电507号”电告湖南省委和湖北、四川、贵州省委统战部,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长期以来土家族人民形成了许多独特的风俗,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土家族春节时要过“赶年”,土家语称“起老嘎卡”,这是土家族民间最大的节日。过赶年时间是:如腊月大,过二十九日,如腊月小,则过二十八日。因为总比汉族提前一天过年,故叫做“过赶年”。在2006年公布的首批湖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俗中的第一项就是“土家族过赶年”。

    传播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之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传播是人类确立自我意识,人类社会活动得以建立共同的行动范式,具有共享的文化意义的前提,是人类历史文化赖以建立、生成和延续的基础,传播通过意义的构建活动,建构人类社会文化。分析土家族“过赶年”的传播学意义,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一、 “过赶年”民俗传播中的信息变异
 
    按照学者们的共识,节日是文化记忆的重要形式,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象征仪式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克多•特纳就认为,每一种人类社会都用仪式和典礼来庆祝或表达它的欢乐、悲伤和胜利,“过赶年”作为土家族重要民俗之一,确实与其祖先的历史生活有重要关联,但纵观这一民俗传播至今的表达,其基础信息在历史流传中已然发生了许多变化。

    对于土家族“过赶年”习俗的渊源,各地土家族聚居区都有多种说法,但其中为纪念抗倭斗争而形成“过赶年”习俗的意见流传最广,也最令人信服。在这一说法中,各地均认为“过赶年”肇始于明朝中期嘉靖年间,直接来源于土家族士兵与其他民族战士共同创造的“王江径大捷”:王江泾之战的作战时间是嘉靖三十四年,即公元1555年四月末到五月初,倭寇徐海部4000余人由嘉善进犯嘉兴,张经分遣参将卢镗等督狼土兵击之,保靖兵新到,对地形不熟悉,初战受挫。巡按御史胡宗宪亦赶来,激励士卒再战,遂于嘉兴东郊之石塘湾大胜。倭寇向平望方向逃遁。四月二十六日,倭寇从嘉兴至唐家湖(平望北60里),湖水汹涌,不能渡,吴江知县杨正集乡兵于水上,牵制敌舟,派善泅水者入水凿敌舟。保靖宣慰使彭荩臣赶至,倭寇大败,退至王江泾。此时明军已对倭寇成合围之势,北卢镗军,东俞大猷军,南胡宗宪。保靖士兵为先锋,斩敌200余。二十八、二十九日,双方又有激战,张经亲自督师,敌军5000人猛攻,明军稍却,危急时刻俞大猷奉命督永顺士兵2000人由泖湖赶来,汤克宽部亦率舟师而至,明军士气大振。五月一日,明军三面合击,大败敌兵,斩杀2000余人,溺死者无数。残部逃回拓林,自己纵火焚其大本营,驾船200余艘出海逃去,王江径大捷为明有倭寇以来,战功第一。 这里提及的永顺士兵、保靖宣慰使彭荩臣等,指的就是土家族士兵和土司:明朝时土家族士兵在土司的带领下奔赴东南沿海一带抗击倭寇的侵略,土家军在取得“第一战功”王江泾大捷后,又获得沈家庄大捷,使倭魁徐海授首,东南沿海一带倭寇荡平。

    维克多•特纳曾指出,仪式一般具有三个要素:1、展品或“所示之物”,即展示能唤起回忆或感情的器具或圣物,如神、英雄或祖先的遗物。2、行为或“所做之事”,即模仿能唤起回忆或感情的行为和事件,如部落神话或宗教史诗中的某些情节。3、教诲或“所说之话”,即向仪式的参与者提纲挈领地讲授他们所属社会或教派的神谱、宇宙观、组织的起源及秘史等。 出于对祖先重大历史功绩的纪念,土家族人民选择“过赶年”作为自己新的春节习俗,但在流传过程中,相关的信息却不断变化:一是对行为之人的说法不一,二是对“过赶年”起源的说法也发生了变化。此外,某些土家族的习俗也被跟“过赶年”牵连在一起。对于明朝时首先“提前过年、出发抗倭”之人的记载,在湖南土家族聚居区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等地,版本明显有所区别——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网站上是如此记载的:土家人过赶年就是纪念抗倭征战,提前一天过年遂成其俗。据土家族父老相传,土家过赶年是始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是年冬,明王朝调永顺、保靖、容美土兵协剿倭寇于苏松,为了按时出征,土兵将士来不及待到三十过年,只好提前一天赶快过年,按时出征,而叫“赶年”。
 张家界市有关网站的记录则稍有不同:土家族过“赶年”,始于明朝中期,相传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由于朝政腐败,倭寇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不断大肆袭扰,朝廷曾多次派大军抗倭,都惨败告终。尚书张经上奏朝廷,请征湘鄂西土兵平倭,明世宗准奏,派经略使胡宗宪督办。永定卫茅岗土司覃尧之深知一去难返,决定与亲人过最后一个年,于是下令:“蒸甑子饭,切砣子肉,斟大碗酒,提前一天过年再出征。”因时间紧,来不及作许多菜,就来个腊肉、豆腐、萝卜一锅炖,叫作“合菜”,吃了好上路,这道菜以后演变成“三下锅”。士兵上前线后,很快打败倭寇,收复失地,世宗亲赐匾额,上书“东南战功第—”。志书记下了这段历史:“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大犒将士,除夕,倭不备,遂大捷。后人沿之,遂成家风。”

    在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电影《湘西剿匪记》等影视作品风靡全国后,湖南湘西土匪猖獗的史实也为国人所熟知,确实,以湘西为代表的土家族聚居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曾遭受过百年匪患,因此土家族人民也将自己“过赶年”的习俗与此附会在一起,形成另外一种非常流行的“过赶年”来源之说:“过去匪患严重,团不好年,后来大家商议提前一天团年,以后便相沿下来。”还产生了与之相关的一些细节性的子仪式:其一,过去,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些地方的土家族团年时,要玩往脸上抹锅烟墨扮土匪打劫的游戏;其二,在湖南省张家界市等地的部分乡村,土家人民习惯在夜里吃团年饭,究其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土匪袭击,抢走自己的过年食物。
    此外,土家族人民还将某些民族传统的饮食习惯与“过赶年”联系起来,例如土家族传统的饮酒方式——咂酒就被说成是“过赶年”子仪式之一,土家族遇到盛大宴会诸如祭祀、征战、喜庆,土司王或主人主持饮酒仪式,其饮酒方式不是“喝”,而是“吸”,用竹管、芦秆、麦秆或藤枝吸酒,名“咂酒”。其饮用来历据说是明代土家族士兵按时奔赴抗倭前线,将酒坛置于道旁,内插竹管,每过一人咂酒一口,以此传习成俗。据传,永顺土司彭翼南,在剿灭倭寇天差平海大将军徐海时,于沈家庄外杀白水牛祭天、授旗。每个舍把(将领)依次吸一口咂酒,接旗后在各自兵器上涂上牛血,贴上牛毛,跪下发誓:“只向前,不退后”,然后持旗立于队首。彭土司就以这种方式激励将士,土家军在取得“第一战功”王江泾大捷后,又获得沈家庄大捷,使倭魁徐海授首,东南沿海一带倭寇荡平。因而土家咂酒流传至今……咂酒的历史远远长于明朝,但是土家族人民为什么更倾向于认为咂酒的历史来源是明朝呢?笔者以为,究其民族心理是因土家族人民英勇善战,在明朝的抗倭斗争中取得了骄人的战功,人民为了纪念该战斗以及在战斗中作出显赫功绩的土家族将士,而愿意认为咂酒的来历与此有关。其实,如此的信息变异更体现出土家族人民对“过赶年”的重视。
 
    二、“过赶年”的仪式传播分析
 
    土家族士兵为参加明朝的抗倭斗争而提前过年,只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这一事件如何能发展成为土家族最重要的年俗?这可以从仪式传播与民族心理等方面加以分析。
仪式是一种人类特殊的传播活动,因为传播本质上也是基于符号与主体互动、沟通所产生的一种社会仪式和文化仪式。仪式展演具有构建“信息场域”的功能,仪式传播就是通过仪式表达象征意义和传递信息的传播活动,“如果说传播的传递观其核心在于讯息在地理上的拓展(以控制为目的),那么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

    土家族人民把“过赶年”提升为本民族最重要的习俗,实际上就是将其演变为一种重大的仪式,并为此建构了一系列的子仪式,在仪式的传播过程中,对信息的传递、获取已经无足轻重,它的核心便是希望借助这一仪式表达各种重要的象征意义,其重心是“它产生了社会联结,无论真情还是假意,它都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有了可能。这些观点不仅代表不同的传播观,而且与特定历史阶段、技术及社会秩序模式密切相关。”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仪式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并表征了某一时代人们的意识观念、思想情感等等。仪式能够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集合起来,使意义通过仪式得到表现和强化。仪式的多次重复,也就成为一种记忆特别深刻的文化符号,成为一种民俗,甚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群体的一种精神与心理的需求。

    以笔者个人的管见,土家族人民着力建构“过赶年”的特殊年俗仪式,目标是通过它表达两个方面的象征意义,其一是向其他民族彰显强悍、劲勇的民族性格,其二是增进本民族人民的民族认同感。

    第一,“过赶年”彰显了土家族强悍、劲勇的民族性格

    民俗保留了一个民族的记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一种民俗就是一种符号,符号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民族记忆痕迹。因此,在民俗中必然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创造、民族的真善美。相应地,如果是最能彰显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习俗,自然也更容易被深刻记忆,进而长期流传,“过赶年”恰好与土家族的民族性格高度契合,于是被广泛传播开来。

    土家族人民英勇善战素有其历史渊源,其先民巴人曾以歌舞助武王灭纣,《华阳国志•巴志》曾有记载:“周武王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指《尚书•牧誓》有巴蜀之师助纣王之师的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在明朝,土家族的这一优秀品格得到了更大的发扬:明代“募兵不足以当贼锋之锐”,常调“惯熟战阵,每战必捷”的土家军士参加抗倭、援辽、平叛等多种军事活动。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则进一步指出:“在周、汉、晋、隋历次统一祖国的战斗中,土家族人民都出过很大的力量,明代对东南沿海倭寇的抗击,第一功是‘土家’兵建立的……” 

    其实,土家族“六月六节”、“牛王节”等节日也与该民族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关,而且通过这些节庆活动同样体现出该民族骁勇善战的民族性格。“六月六节”又称“覃垕晒皮”,在湖南张家界等地颇为风行,是纪念土家族土司覃垕遇难而设立的:相传朱元璋称帝后,背叛农民起义宗旨,强迫茅岗司土民贡献香楠大木,因而瑶役十分繁重,加上湖广大旱,灾民相食,弄得民不聊生。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时任慈利安抚使、湖广理问(法官)的土家族首领覃垕,联合桑植、永顺、鹤峰等“十八洞蛮”愤然揭竿起义,朝野震动,朱元璋亲自坐镇荆州,先后派遣五个侯级将领发兵征讨,覃垕兵败七年寨,坚持抗战,后因叛徒出卖,被官兵俘获。洪武五年农历六月初六日,朱元璋在南京下令对覃垕实行凌迟刑(剥皮),一时飞沙走石,乌天黑地,京城七天七夜日月不明,昼夜不分。朱元璋意识到错杀了真命大子,天地不容,急忙跪倒在地,向天地许愿,每年六月初六、十六、二十六,让覃垕坐王位三天,亲施三拜九叩之礼。愿毕果然云开雾散,日月复明。为取得覃垕真影,朱元璋还下令将覃垕皮吹鼓,供在殿上。为防虫蛀霉烂,每年六月初六要翻晒覃垕皮一次,故这天又叫“覃垕晒龙袍”、“覃垕晒皮”。

    《永顺县志》记载说:“六月六日晒书及衣服,俗传明茅岗土司覃后以是日被诛,血溅其衣,附近居民暴衣以吊之,名曰‘晒龙袍’。”土家族的“牛王节”则主要流行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一带,据说已有300多年历史,传说是某年四月初八这天,土司带兵与敌交战失败且负了伤,被敌人追赶不止,正在无法可施时,又被一条大河挡住去路。正在这时,忽然来了条大水牛,将土司王驮过河去,免除了性命之忧。为感谢牛的救命之恩,便把这天定为“牛王节”。

     从土家族这些节日的内容和传统可以看出,这些节俗生动地启示着古代土家族人民英勇反抗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坚决抵御外国侵略者的光辉历史。这些节俗已然成为土家族的“族徽”。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明朝嘉靖年间土家族士兵抗击倭寇的丰功伟绩早已名垂青史,它最巧妙地将土家族骁勇善战与保家卫国等民族性格结合在一起,自然格外受到土家族人民的重视,最终被以“过赶年”的年俗传播至今,成为最隆重的民族记忆。

    第二,“过赶年”符合土家族民族心理认同感的需要

    毫无疑问,土家族“过赶年”的年俗是在汉族春节的基础上演变而成,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年的名称从周朝开始,到了西汉正式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而“过赶年”的习俗在土家族聚居区之所以能取代沿袭了上千年的传统春节,在很大程度上与土家族要寻找合适的民族心理认同形式有密切关系。

    传统节日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元素之一,其中包含着特定群体的价值观,它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使该群体的所有人能在情感上产生一种向心力。民族节日习俗是形成民族文化联想的极重要的因素。日后,由这种民族文化联想记忆引发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重复传统节日行为,则是民俗教育产生的民族文化心理共振的结果,而这种民族文化心理共振是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重要情感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族的春节虽然有“祭神祭祖”等形式,但这些不足以促使土家族人民形成特定的民族心理认同,无法帮助土家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对本民族归属和感情依附的稳定的心理特征,于是土家族先民必然要寻觅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仪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建构和传播民族节日,实质上就是增强民族认同感的过程。有学者指出:对于少数民族来言,民俗是其民族成员共同约成俗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群体规范,是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随着民族的形成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往往在较大程度上发挥着规范社会、维护民族传统道德的功用,具有相对稳定性。

    土家族从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单一的民族后,必然要努力促成所有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识,以提高民族认同感,促进民族精神的形成。在此背景下,土家族必然要极力建构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民俗系统,而节日在其中又不可避免要发挥重要作用,节日的功能是巨大的,它本身是凝聚文化的一种载体,过一种节日其实就是体验一种文化,人最容易在本民族节日的文化熏陶下对本民族产生认同感和自豪感,传统节日其实就是保持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堡垒。

     完全可以这么说,传统节日是民族情感的载体,并非个人的,而是整个民族的情感。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生导师田兆元教授认为,节日民俗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标记,对于一个群体的文化传承,对于民众的团结和睦,对于社会的安定,其意义均非同寻常。土家族士兵参加明朝军队的抗倭斗争、取得“王江径大捷”无疑是整个土家族世界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很有助于提升整个民族的自豪感,于是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事实自然而然通过土家族节日民俗以生动的传说、丰富的内容、通俗的语言流传下来,“过赶年”很恰当地担当了一种民族文化符号,把土家族的光荣历史传承下来,使之长久流传到后世。这对树立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加强民族凝聚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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