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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教育发展初探
                           作者:张进  信息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特别是贵州乌江中下游的思南、沿河等地,远离中原,山高峡深,土地贫瘠,历史上是荒徼之外,“蛮獠杂居,言语各异”(《嘉靖思南府志》),社会经济和教育十分落后。
    
    在明代,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教育开始起步,加上贵州建省和在贵阳开科乡试,大力办学,科举教育向“大乡巨镇”基层普及,“儒教渐兴,人文日盛,登科入仕者,盖彬彬矣”,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

  乌江教育的推进

  明初的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大戏,从而影响了乌江流域的社会发展进程。

  当朱元璋在元末战乱的局势逐渐取得优势之时,远在西南乌江边的思南宣慰使,就作出了顺乎潮流的时代选择,从而使这块地域最先闯入朱元璋视野的,就是1365年,看到朱元璋逐渐成为主角,“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杨琛来归,欲并纳元所授宣慰使告身。上曰:仁智僻处遐荒,世长溪洞,乃能识天命率先来归,可嘉也,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南等处宣抚使兼新军万户,以三品银印授之。”

  一个月后,元思州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田仁厚,也遣使向朱元璋献上了其所守之地,田仁厚也得到了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宣慰使之职。自此以后40多年间,两宣慰使多次向上贡,得到了朝廷的赏赐。

  经过元末的战乱,社会受到冲击,各类学校更是受到毁坏,或停或废。朱元璋走上政治舞台后,有感于长期战乱所带来的世风日下、社会道德日衰的状况,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洪武年间,朱元彰下令:“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立,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讲论圣道。”令全国各府、州、县、卫,皆设学施教,作为倡导文明、巩固政权、统一国家的措施。在他这种治国方略的指导下,明代的学校和前代相比,其地位更加重要,成了读书人走上政治舞台的必由之路。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太祖谕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接着,监察御史裴承相奏请在“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思州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朝廷批准了这个报告,但筹备实施过程较慢。拖了几年后,直到永乐五年(1407年),二宣慰使司学才建立起来。其中,思南宣慰使司儒学并不在城内,而是建在河东万胜山麓,这是铜仁地区的第一所官学,也是贵州省较早的官学之一。开办6年后,因思南、思州二宣慰使司被革除,设立了思南、思州二府,两所司学均改为府学。《明史》说:“其后,宣慰、安抚等土官,俱设儒学”。从此,乌江土家族地区的民族教育开始了辉煌的篇章。

    除了宣慰使司学外,乌江土家族地区还有朗溪司、蛮夷司、沿河司学等,均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民族教育官方办学形式。

    通过一段时期的努力,乌江流域学校陆续建立,文化教育得到一定的发展。永乐六年(1408年),酉阳宣抚司冉兴邦设酉阳宣慰使司学,督促土司、土官子弟勤奋学习汉文化和儒家文化。“……印江、务川诸学,皆宣德时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乌江中游的余庆也设立学校。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又建安化县儒学。嘉靖元年(1522年),思南府学“尽拆而更建”,“规制巨丽,为贵藩学校称首”。与此同时,乌江中下游地区的涪州、武隆、思南相继修建文庙。

    府、州、县学既是官方公办学校,也是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府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与现在的学校及其领导有行政级别一样,教授、学正、教谕也有品级,教授为正七品,学正、教谕是正八品,训导为从八品。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职权,既是地方最高学校校长,也是教育局局长。府州县学的学生名额,明初规定为: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人每月由国家发给食米六斗。后来,随着教育的发展,又几次增加名额。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各求实才,顽不率教者黜之。通过这些方式,从教官的编制、学生人数、学生待遇、教学内容等方面,对地方学校作了具体规定,在制度上得到保障,改变了以往各朝地方学校无严格制度,地方最高长官重视,教育就兴旺,主要领导换人,教育就衰落,即“得人则兴、去官则罢”的松散现象。

    当然,由于开发较晚,经济支撑力度有限,乌江土家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十分困难。如印江无县学,万历二十七年(1599),思南人、御史萧重望题请建学,并最终得到朝廷的批准。时任贵州巡抚郭子章在自己所著的《黔记》一书中,就记载了郭子章为此事向中央写的报告: 

    贵州印江县介在酉播,青衿满百,寄学思南,大称不便,乞要添设学宫,改设教谕,颁给条记,并裁革兴隆卫训导一节。为照学校之设,所以维世淑人,微独中原藉之以陶铸人文,即遐方异陬,所为挽草野犷悍,而归之雍容礼让,则学校之所关系者大也。印江县古称鬼方,先是犹绌于文物,迩来,青衿之士游黉序者百余人矣,尚尔寄学思南,往返跋涉,士子甚苦之。今萧御史陈安边之策,而首之以建学,盖商榷于黔中众宦而为此议,非臆说也。况庙庑、廪饩等项,不费公帑一钱,而士民愿输……但建学事重,……伏乞皇上轸念遐方,主张文教,敕下吏礼二部覆议上请行臣等钦遵施行,庶夷方在在有学,荒服济济向风,易鳞介以冠裳,解椎结而诗书,其关系边计非浅鲜矣。 

    从此疏中可知,印江县建学,“不费公帑一钱”,主要是靠社会捐资,知县张熔“拮据有年,节缩多方”筹建起来的。乌江土家族地区办学的艰难,于此可见。
随着儒学教育的普及,明朝政府还建立了其他专科学校。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全国推广建立了阴阳学校;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起,朝廷在贵州东北地区的思南、思州、石阡、黎平、铜仁、镇远等地设立了医学和阴阳学。这些儒学、医学和阴阳学校的建立,培养了一批医学、数学等专业人才,对丰富乌江流域的人才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乌江流域教育的发展,也推动了的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嘉靖《贵州通志》记载,乌江中游的思南府:“蛮獠杂居,渐被华风。”还特别注明:“旧志曾说,思南之地,渐被华风,饮食言语,素所服习椎髻之俗,悍劲之性,靡然变易矣。”思南府的务川县,因有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富,渐知读书。”因此,陈鼎在《黔游记》中说:“黔中诸郡荒凉,惟思南府最盛,有水道通舟楫,货物俱集,而人文可观。” 
      
    贵州开科促进乌江流域教育发展

    贵州建省以后,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是新建省份,辖区土地都是由云南、四川、湖广等省边远地区划拨出来的,加上元末明初战乱,中央政府更重视的是贵州在西南地区的军事作用。因此,建省百余年间,贵州居然没有独立举办乡试,而是依附云南、湖广。

    《黔诗纪略》说:“先是,贵州未设乡闱,就试云南(昆明),近者二千里,远者三四千里。中隔盘江,夏秋多瘴,往试者不习水土,十病其九,士多裹足,文化不宣”。其实,贵州是在建省十多年后,朝廷才允许贵州人参加考试,具体是在洪熙元年(1425年),朝廷诏令有愿试者,到湖广就试。因为贵州到湖广(武昌)更远,而到云南较近,于是在宣德四年(1429年),改为云南贵州合试,己酉科云贵共取11名,贵州仅得一人。

     乌江土家族地区的学子不管是到湖广,或到云南参加乡试,都要跋涉数千里。参加一次乡试,时间至少要三五个月,路费和试卷等费,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大的支出,除少数富贵家庭外,很多贫寒之士是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乡试的名额也少,因此埋没了很多人才。对于贵州科举的这种局面,贵州当政局也很着急,他们也积极呼吁和报告。 

    弘治七年(1494年),这时贵州已建省80年,贵州右都御史邓廷瓒,向朝廷上奏,要求贵州自开乡闱。朝廷认为贵州人才未盛,旧制不可轻改为由,未予批准。但还是将“云南乡试进呈录”,改称“云贵乡试进呈录”,贵州乡试举人的这个名分居然也等待了80多年。 

    自此以后,贵州主政者多次上疏要求于本省乡试。弘治十二年(1499年)巡按贵州监察御史张淳说:“贵州,古荒服之地,我太祖主高皇帝肇造区夏,列在疆域,于是设行都司,令四川带管,各学生员应试亦附四川。太宗文皇帝时,虽设都、布、按三司,亦未及开科,但应试生员改附云南。其额始自五名,累至十六名。弘治六年以镇巡官会奏,又增三名,然尚附云南应试。窃见贵州学校至二十四处,生徒至四千余人,前科赴云南乡试者,足逾四百之上,且每科中经魁并前列者,往往有之。科场之费,则镇远、永宁二处商税银,岁至一千三百余两,赃罚等项,又可二千五百两,用之有余。况本城内占有公馆一座,地势轩敞,少加葺补,堪作试院。请各自开科为便。”朝廷也未批准这个报告,只是“命下所司知之”——交有关机构备案而已。

    又过了31年以后,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贵州思南府人田秋向皇帝上《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奏请在贵州开设考场、开乡试。田秋(1494-1556),字汝力,号西麓。明武宗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十七岁时中云南乡试举人,九年(公元1514年)二十岁时入朝考取进士,历任延平府、河间府推官,福建布政司参政、四川按察使、广东布政使等职。

    作为乌江边的学子,田秋经历了从乌江边到云南乡试的长途跋涉,其中的艰难困苦,他是深有体会。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自己 “亲见其苦,亲历其劳”的感受,他说:“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中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以致)边方下邑之士,望王门于万里,扼腕叹息欲言而不能言者亦多矣!”

    对于贵州不能开闱乡试,给本省教育和人才的压抑,田秋更是感慨很多,他认为:“两京十二省,各设乡试科场以抡选俊才,登之礼部,为之会试……所以人才辈出……唯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举”,以致人才不得脱颖而出。为此,他对比了两广教育发展情况,力主在贵州开设乡闱,他说:“国初两广亦共一科场,其后各设乡试,解额渐增,至今人才之盛,埒于中州。臣窃以为人性之善,得于天者,本无远近之殊;特变通鼓舞之机,由于人者,有先后耳。今设科之后,人益向学,他日云贵又安知不若两广之盛乎?”

    经过田秋等人的积极争取,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朝廷批准了经过调研后的贵州省开科举、设乡试的报告。经过2年的准备,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贵州首次开科,初定解额25名。这是乌江流域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时,距贵州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建省,已有120年历史了,真可谓来之不易。贵州乡试开科设考,意义非常重大。就近在省城贵阳乡试,节劳省费,向学者日益增多,给读书人创造了更多的进入政治舞台的机会。并且,录取举人的名额增加了,从第一次开科的25名增加到40名,使贵州人才四起,直追中原。普通人士通过读书,通过科举制度,走上政治舞台,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同时,也积极为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出力献策,发挥了很后的推动、导向作用。 

    总之,明代的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教育发展得到了快速发展。《明史·选举志一》载:“无地而不设学,无人而不纳之教。痒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此结论用来评价土家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也是十分适当的。
     
    土家族地区的书院

    在明代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除府学、州学、县学这种官方主流教育形式外,书院也得了较快发展,并出现了义学、社学等教育形式,使接受教育的面不断扩大。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其负责人叫山长。一般说来,官学教育与科举有直接关系,而书院则与科举关系不大,它是一种高层次的、属于学术传播探讨性的教育。明朝的书院分为两类:一种重授课、考试的考课式书院,同于官学;另一种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各学派在此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讲会式书院。后者如“东林书院”等多为明代统治者所禁毁。

    贵州的书院发展相当缓慢。宋代仅有2所,都在沿河县,一是鸾塘书院,这是贵州省有文字明确记载的最早的的书院,另一所是竹溪胜院。

    到了明代,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放宽,贵州及乌江地区的书院陆续兴盛起来。其中,谪贬到贵州的王守仁(号阳明),为贵州和乌江流域的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守仁是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的兵部主事,因上疏得罪了权贵,被贬到贵州修文县的龙场驿来当驿丞。他谪放的地方,是中原人看来苦不堪言的穷乡僻壤、瘴疠之区。

    王阳明在贵州短短的3年间,先后执教于修文县的龙冈书院和贵山书院,对推动贵州及乌江流域的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到龙场后,即在龙岗书院(今修文阳明洞)讲学,同时常在洞中默记旧日所读诗书,写出了《五经臆说》,创立了“知行合一”的学说,发展了儒家思想。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王阳明讲学,“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扌晋)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他的学生之中,不仅有上层人家的子弟,还有少数民族的子弟,为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此学风的推动下,贵州及乌江地区的书院也大量设立。明朝弘治年间,弘治十二年(1499年),武隆县人、户部给事中刘秋佩辞官回乡后,在高垭白云关佛寺创办了白云书院。后来,涪陵人刘秋佩于正德八年(1513)创办了白云书院、何环斗于万历三十年(1602)创办的琴堂书院。隆庆六年(1572年),石阡知府吴维京在石阡创建了明德书院。 

    作为乌江地区开发最早、经济最繁盛的地区,思南在明代的书院教育十分可观。思南江城分别建有斗坤书院((隆庆年间,佥事周以鲁建,1522年后搬迁到万胜山顶)、大中书院(后更名“中和书院”)、为仁书院(1567年)、文明书院、凤冈书院(今实验小学内)等。其中,思南知府田稔嘉靖末年在府城真武观内的为仁书院名气很大,明代著名哲学家、郡人李渭在这里讲学,吸引了很多外省学生前来就读,并因此而定居下来。 
     
    土家族地区的社学

    在官学、书院大发展的同时,明代的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的教育开始向基层普及,社学就是其中的代表。

    社学是官学的“学前班”。 按照元朝的制制度,每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明代地方仍普遍设立“社学”,民间十五岁以下的幼童可入学就读,学习冠、婚、丧、祭之礼及经史历算,并兼读“御制大诰”和“本朝律令”。

    社学与府、州、县学在学制上相互联系,凡在社学中肄业者,学习成绩优秀,经考试可升入府、州、县学为生员(即秀才)。反之,如果成绩不佳,则被遣退回社学。
当时的贵州,用王阳明的诗来说,是“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据嘉靖思南府志载,当时思南府和所辖县、司均有社学。如思南府社学,“凡三间”。同时期的偏桥卫社学,嘉靖十五年由知县王溥建,号舍皆覆以茅,年久倾圯,嘉靖三十年卫学官生易以陶瓦焉。务川旧无学校,弘治年间知县刘镗鲁“乃立社学,延名儒敖通,选民间俊秀子弟唐容等六十余人,训以诗书礼义,复议设学校(《嘉靖贵州通志》)。”这说明,乌江流域在明朝时期,已形成了社学(童生)——府、州、县学(生员)——国子监(贡生)的三级相衔接的学校教育体系。

    此时,明代的教育已开始从府州县治所在地,开始向一些集镇和大的村寨延伸。据《思南府志》载,曾任“工部都水郎中,督造御器”的安康,“总角时读书青鸾溪”,并于景泰癸酉(1453年)考取举人,说明不载史册的社学大量存在。     

    除了书院、社学而外,乌江流域还有大量的义学和私塾出现,土家族地区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私塾是民间的私人所办,而义学则是半官半民的学校,其学习内容和教学情况与书院、社学大体是相同的。正因为有儒学、书院和、社学、义学的普及,思南等地“儒教渐兴,人文日盛,登科入仕者,盖彬彬矣”。务川人申祐就在正统九年(1444年)考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正德九年(1514年),思南人田秋也考中了进士,后来为乌江流域的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据《铜仁地区教育志》的不完全统计,明代,仅思南县(不包括管辖的德江、印江等县)就考取进士12人、举人115人,并有贡生223人,居于贵州全省的前列,出现了“荐(缙)绅之士彬彬焉,(思南)冠于全省矣”(《嘉靖思南府志序》)的现象。这在教育刚刚起步的贵州省,算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总之,明代乌江流域教育事业的兴办,虽然体现了封建王朝“怀柔远人”、“用夏变夷”的精神,即就是中央政府利用儒学在边远地区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但是,这对于推动土家族地区与中原汉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同步发展,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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