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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生态与文化传承
                          作者:李伟  信息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文化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种适应性的表现,也就是说,地理环境是形成该地域文化样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基本生存空间。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中,综合了文化生成发展所必需的一切要素,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生态。随着我国现代化的逐步转型,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变迁。这也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在文化变迁的背景下,我们的民族文化该如何传承?也就是说,如何解决文化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成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环境,这一特定的环境综合了该种文化生成发展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它就是该种文化的生态。它是影响文化生存、发展的各要素的有机统一体,包括文化的自然生态(或称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或称文化生态、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其中自然生态包括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物状貌等要素;文化生态包括科技水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社会思想等要素。“文化生态是民族文化存活的基本条件,一旦发生变化,该文化就会发生变异甚至消解,民族文化资源就会发生变异和消失”。

    民族艺术的变化如同其生成一样,是多种因素集合在一起形成的,也是过程性的,面对当代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民族艺术如何生存和发展,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探讨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生态环境,理解摆手舞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脉络,对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生态

    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土家族创造了丰富多彩而独具一格的歌谣、音乐、戏剧、舞蹈,而最具代表性的是摆手舞。这种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摆手舞的早期形态可以追溯到商州之际巴人在战争中所跳的“巴渝舞”;后来,汉高祖刘邦不但充分肯定了“巴渝舞”在战争中的威力,而且还命宫中乐人习之;土家先民不但在战争中跳“巴渝舞”,而且还在重大节日、庆典,特别是祭祀等活动中也跳“巴渝舞”,这就有了一个从战争到民间活动、从“巴渝舞”到“摆手舞”的变迁过程。公元940年,土家族统治者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在溪州(今湖南永顺)结盟铸铜柱为记。今永顺城郊存石刻古诗云:“千秋铜柱壮边陲,旧姓流传十八司。相约新年同摆手,春风先到土王祠。”可见,摆手舞渊源流长,历史悠久。

    摆手舞是在丰富的文化生态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这些丰富的文化生态,就不可能有摆手舞。我们认为,产生摆手舞的文化生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土家族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是一个民族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土家族摆手舞的兴起与发展与土家族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土家族世居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境的山区,这里是武陵山脉的腹心地区,恰在四省(市)交汇之处。面积约10万多平方公里,是一个溪洞相连的高山大川地带,区域呈“山地构造形态”。从古至今,土家族及其先民巴人都是在这一区域,以山间盆地或台地作为基本的生存空间,从渔猎采集的经济生活发展到农耕经济生活,并逐渐打通与外界的交通信息往来,从而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了土家族的民族区域文化。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于土家族及其先民巴人的经济生活、习俗、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等的形成都存在着重要的影响。从总体而言,土家族经济属于山区农林牧业经济类型。在原始时代是一种采集、渔猎经济,奴隶制时代是以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原始农业经济,封建制时代是以锄耕和犁耕为主体的传统小农经济。

    在跳摆手舞中,人们跟着巫师的指挥,整齐地变换着舞蹈动作。时而单摆,时而双摆,时而回旋摆。舞姿优美,动作逼真,刚柔相济,粗犷雄浑。地坪中的大鼓和大锣控制舞蹈的节奏,摆手舞的动作变换以鼓为令,以锣鼓齐奏为节拍,人们及时准确地变换动作步伐,协调统一。从舞蹈的内容看,充分展现出民族迁徙、创建家园、狩猎征战、农桑耕织、欢庆丰收等一幅幅富有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的艺术画卷。可以说,摆手舞不管是从舞蹈形式、领唱形式、锣鼓伴奏还是基本的舞蹈动作来看,基本上是源于土家族及其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如开荒锄草、刀耕火种的生产形式。

    1981年,王兰馨、李庆桂等人到湖北省来凤县舍米湖村调查摆手舞时,村民彭昌义曾谈到:“依我讲,摆手舞的根古跟我们做的活路、想的事有关。比方讲撒种、雄鹰展翅两个动作就好像我们在坡上种苞谷、撒豆子的样子。撒了种,怕雀子吃,当然要赶雀,雀子怕老鹰,我们就在土里插上笋壳叶的棍子。山上风多,笋壳叶被吹得飘来飘去的,好像老鹰飞来飞去的,就可以吓跑雀子。祖先们就跳出了雄鹰展翅的动作。”

    (二)土家族祖先崇拜

    土家族没有宗教,但有宗教观念,崇拜祖先、敬祭土王、敬奉“白虎”、相信“梯玛”等信仰构成土家族的信仰文化。这些信仰通过摆手舞和梯玛法事活动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而且还渗透到土家族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原始的摆手舞起源于土家族的祭祀活动,特别是祭祀活动主要是在祠堂举行,通过长期的演变,今天逐渐成为了土家族人民自娱性的舞蹈。摆手堂是土家人举行重要祭祀活动的场所。酉阳后溪长潭的摆手堂又名“爵主宫”,是祭祀彭公爵主的场所;秀山宋农土王庙就是当地土家族人的“摆手堂”,是祭祀土王的场所。生活在湘、鄂、黔、渝交界地区的土家族人,不信神仙皇帝,只相信自己的祖先。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一切,都与祖先有密切的关系。风调雨顺、平安吉祥是祖先对他们的奖赏;三灾六病、干旱雨涝是祖先对他们的惩罚。因此,每逢重大节日,土家人都要举行隆重而盛大的摆祭活动,来祭祀自己的祖先。土家族人认为,八部大神在本民族的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有过赫赫功绩,因此把八部大神当作族神顶礼膜拜,千秋祭祀。

    摆手舞一般在春节期间进行,通常是在正月初九至十一日,各村各寨依姓氏或族房组成一支摆手队伍,内设龙凤旗队、祭祀队、舞队、乐队、披甲队、炮仗队,在神堂(摆手堂,一般是土王庙和宗祠)前,首先由两支队伍的领头旗手进行“闯关”,进堂后先扫邪,后安神,之后进行神圣的祭祖仪式,在巫师(掌堂师)的带领下,舞众与祭祀队一领一合,齐唱请神歌。祭式完毕,礼炮三响,全族人一起跳摆手舞。为摆手舞伴唱的摆手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歌谣,其中的祭祀歌所唱之神皆为土家族的列祖列宗,“纪念八部”便是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土家族的民族史诗“梯玛神歌”,也专门对先祖八部大神的历史功绩进行了颂扬。除了八部大神以外,土家族还将各自家族的列祖列宗,尤其是血缘关系很近的上辈尊长当作家族神长年供奉,香火不熄。土王也是土家族敬奉的对象。土王是土家族的历代首领,也被视为全民族的祖先。被供奉的土王有彭公爵主、向老官人、田好汉三人,也有的敬奉本地土王。土家族祭祀和敬奉土王的主要时间,也是在举行摆手舞的前后。摆手舞活动的开头一段都是“祭祖”,祭祖的同时也要祭土王。摆手舞的队伍,表演要先绕土王祠一周,举行祭祀仪式,然后,到摆手堂中,按摆手内容依次进行。《龙山县志"风俗志》载:“土民祭土司神,有堂曰摆手堂,供土司神位,陈牲醴,至期即夕,群男女并入,酬毕,披五花被,锦帕裹首,击鼓鸣钲,舞蹈唱歌。……歌时男女相携,翩跹进退,故谓之‘摆手’”

    据湖南省龙山县西湖乡御甲寨摆手堂(乾隆辛巳年即1761年壬辰月修建)碑文记载:“男女齐集神堂,击鼓鸣铮,歌舞之,名曰摆手,以为神之欢也。”可见,摆手舞每年在隆重的祭祖时节进行表演,而且族人都在神堂面前集体舞蹈,因此,摆手舞不同于一般的舞蹈,它不只是为了娱乐,而是对祖宗的祭祀,是土家族人民祖先崇拜的内化后的外在表现。

    (三)土家族民俗文化圈

    民俗文化圈是一种以族群为活动依托,具有地域性和传承性特征的民俗文化生存形态。它因为家庭或家族制度的形成、因为自然村落或自然环境的不同、因为行政区划或语言(方言)的不同,而使民俗文化事项在各自的家庭或家族、自然村落或自然环境,以及相同的行政区域或相同的语言(方言)中形成具有自我个性的内容,互相独立传承、具有不同的解释系统和施行的族群。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渝鄂湘黔地区,以武陵山脉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地域、语言环境下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圈。在这一圈子里,土家族民众因为家族制度的构成、自然村落的制约、地域环境、语言的内聚力等影响,在本民族内部形成一种文化认同。在这样的文化认同下,集体参与的舞蹈摆手舞才得以持续进行并延续至今。清乾隆《永顺府志》所载:“各寨有摆手堂,每岁正月初三至十七日止,夜间鸣锣击鼓,男女相聚,跳舞唱歌,名曰‘摆手’,此俗犹存。”应当说,摆手舞的产生、表演、传承,凝聚了土家族民俗文化的大部分内容,是土家族民俗文化生活的集中体现。

    (四)巴渝舞

    巴渝舞是巴人所创的流行于古代巴渝地区的一种军功战舞,随着时代的变迁,它逐渐嬗变,其中一部分在民间流传而为后来的摆手舞。我们可以看到,“巴渝舞”与土家族的“大摆手舞”和“跳廪舞”在舞蹈内容上有一致性,都是表现武功、威武雄壮的舞蹈。“摆手舞”演绎的战斗场景和声势浩大、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以及金鼓齐鸣的热烈场面正是“巴渝舞”的历史重演。“巴渝舞”善用鼓,在宫廷里的“巴渝舞”都保持了用鼓的特点。而在民间,鼓在古代巴人与今日土家族的歌舞中,均是最重要的伴奏乐器。击鼓为节,踏地而歌,是巴渝地区歌舞的艺术特色。“巴渝舞”和土家族舞蹈的道具都有刀剑、弓弩,反复摹仿战斗动作,是其舞蹈的基本语汇。大摆手中,“梯玛”跳的八苞舞(又名“八宝铜铃舞”)中指挥群众摆手的那些动作与古时打仗的“军前舞”,就有某些相似之处。

    二、摆手舞的文化生态保护与建设

    “文化也就是一种有机的自成体系的环境系统,像生物一样有自己平衡发展和相互制约的机制。”而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在面临着正控制和统治着一个复杂社会强势文化时是很难守住阵脚的,可能迟早要被侵蚀和同化”。我们看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土家族区域的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逐渐消解,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正在生成。同时,地域差异性也逐渐消失,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越来越模糊。另外,数字化生存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一些习俗、仪式、技艺等显得过于繁琐和低效,包括摆手舞在内的民俗文化成为观赏的对象。可以说随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消失,民俗文化的消亡是不可阻挡的。

    湖北省来凤县的舍米湖村是典型的摆手舞村落。其舞从土司时期开始,一直在这封闭的村寨传承,根据彭振坤等人的考察情况,尽管周围方圆十几公里的地方都没有了跳摆手舞的村寨,但是舍米湖的摆手舞却原汁原味的保留了下来。并且,在舍米湖,学习摆手舞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小孩从小就耳濡目染,学会了跳摆手舞;外面嫁进来的媳妇不出两年也自然学会了摆手舞)。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舍米湖的封闭是相对的,在交通、通讯等条件改善以后,随着与外界交往的扩大,舍米湖的摆手舞也逐渐中落。他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外出打工回来的人已有75%的人不喜欢跳摆手舞。笔者2002年在渝东南地区进行文化考察时,在酉阳县城看到的是广场摆手舞,有舞曲伴奏,舞姿优美,成为名副其实的健身舞蹈;而在该县的后溪镇我们看到的是原始摆手舞,舞姿朴拙,击鼓为奏,乡民多参与,但也有村委组织。

    基于土家族摆手舞现存文化生态的变迁,我们认为,要重点对土家摆手舞进行原生态保护。既包括保护文化生态,也包括保护和传承摆手舞。

    第一,树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意识,构建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要充分估价民间文化在民族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和对民族文化的贡献与所处的地位,反对那些由于无知或故意,低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价值的观点。我们应当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意味着只是防止水土流失、限制人口增长、退耕还林还草等内容,而且还包括不破坏民族文化生成发展的社会土壤。构建民族文化生态经济模式,就是以开发利用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为手段或途径,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且把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前提下来发展经济。也就是说,要充分利用和开发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并将其纳入整个经济发展系统之中,从而使经济的发展更有活力,同时也保护了文化生态。土家族摆手舞就是土家族地区值得开发和利用的文化资源,我们要树立摆手舞的文化生态保护意识,个别地方可以尝试构建以摆手舞为主的生态经济模式,这应当是相应的土家族区域在发展地方经济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二,土家族村寨摆手舞的活态保护。土家摆手舞作为一种原生形态的舞蹈,其拥有者是与生活之根最为接近的民众。对这些原住民从环境上的保护比推广可能更为重要。而首要的是实行村寨的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村寨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单元,在摆手舞依然存在的土家族村寨一般是环境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只有保护这种文化生态才能保护原生态的文化。因此,走民俗旅游之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和经济资源,这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在开发过程中,为防止少数民族文化大量瓦解和失散,一方面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选择;另一方面,在重要的少数民族集居地,要像欧洲人那样建立乡村博物馆,保存历史记忆,传承和继承民族文化。总之,在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生态保护与建设上我们要力求做到的是维持几种平衡:即现代化与传统性的平衡、商业化与原生性的平衡、开放化与约束性的平衡。

    第三,摆手舞的弘扬与推广。如乌丙安先生所说,“民俗传承的活动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活动,在大多数的人类自发的习俗惯制实践中它是无意识的,是习以为常或习惯成自然的。”摆手舞的传承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土家先民的自觉行为,但民间文化的推广不应当只是民间的自觉行为,政府也应参与其中。比如我们可以将摆手舞与现代音乐、现代舞蹈相结合,在摆手舞较为简单的锣鼓声中配以现代音乐,使摆手舞的节奏更加鲜明、欢快,从而增加动感与节奏感。如“土家摆手舞之乡”的重庆酉阳,在县城的桃花源广场,大众所跳的摆手舞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包含现代音乐元素,使其成为群众乐于接受的健身舞蹈。如果从民间体育的健身价值来说,摆手舞必然会得到更大范围的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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