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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澧水流域土家族族源探索

                             作者:戴楚洲  信息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湖南省“四大河流”之一澧水位于湘西北,流域跨越湘鄂两省边境。澧水有北、中、南三源,主要源头“澧水北源”发源于桑植县杉木界,在桑植县小茅岩与澧水中源汇合后向东流去。澧水干流流经桑植县、永定区、慈利县、石门县等县,至津市市小渡口注入洞庭湖。澧水最大支流溇水发源于湖北省鹤峰县下坪镇云梦山,由北向南,流经桑植县东北部及慈利县西北部,在慈利县永安渡注入澧水。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末期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民族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变革,从古代民族发展成为现代民族。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是多源的,各民族形成过程中或多或少融合其他民族。中国各民族起源具有多元性特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武陵地区土家族族源问题是学术界研讨难点,民族学界颜勇等土家族研究专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多源说”,认为土家族是多源一体的少数民族。“多源说”研究专家普遍认为:土家族族源不止一端,而是多源合一,土家族的主要源头是濮人和巴人。先秦时期,澧水流域已有濮人、巴人、楚人、“蛮人”等古代民族分布。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及澧水流域土家族历史、土家族特点、土家族识别工作实践进行系统研究以后,我们认为“多源说”符合实际:澧水流域土家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以濮人、巴人为主体,融合楚人、“蛮人”等其他民族而逐渐形成的人们共同体。
 
    一、远古时代澧水流域人类祖先活动遗迹
 
    澧水流域土家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群。从近年来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看,早在原始社会,澧水流域已有“原始人”活动,留下许多远古时代的遗迹、遗物。

    澧水流域土家地区已经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6处。 1986年,慈利县零阳镇金台遗址出土了打制的砍砸器和尖状器等打制石器5件,是母系氏族公社遗物。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安志敏和北京大学吕遵锷等考古学专家实地鉴定,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距今约5万年至20万年。

    据《常德地区志.文物志》载:1987年,石门县易家渡乡王家山遗址出土了打制的砍砸器5件、尖状器3件。经安志敏鉴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距今约15万年。1987年,石门县新关镇清河村大圣庙遗址出土了打制的砍砸器、尖状器、盘状器和刮削器等石器,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1988年,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居委会包子堡遗址出土了砍砸器和石片等文物。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袁家荣实地鉴定,3件打制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距今约3万年至10万年。1993年,石门县阳泉乡邢家桥村燕耳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人类左腿股骨1段、下颌骨1块、牙齿3颗,属于晚期智人化石,距今约2万年至3万年。为湖南省唯一的古人类化石点,被考古学界称为“石门人”。据《常德地区志.文物志》载:1987年,石门县新关镇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打制的砍砸器3件、尖状器2件、盘状器2件。

    澧水流域土家地区已经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30多处。 1979年,石门县皂市镇石坪村皂市下层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出土了磨制的刮削器、盘状器、石斧、石凿等石器,发现了直口高领陶罐、带耳陶釜、陶钵、陶盘等夹砂红陶,距今7000年至8000年,被考古界命名为“皂市下层文化”。慈利县零阳镇太平村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夹炭陶、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器形有罐等。慈利县苗市镇小沙村屋场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石斧、釜、豆、钵等文物,为距今约6500年的大溪文化遗址。石门县所街乡冻青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刮削器、盘状器、斧、锛等石器和釜、鬲等陶器,属大溪文化遗存。慈利县溪口镇桃坪村璞榔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钵、杯等陶器及24件石斧,为距今约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遗物。慈利县苗市镇洞湾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钵、鼎等陶器,为距今约4500年的龙山文化遗址,是父系氏族公社遗物。

    据《常德地区志.文物志》载:石门县夏家巷镇龙长丘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麻面足和罐等陶器,属龙山文化遗存。据《湘西自治州文物志》载:永定区城西古人堤下层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刮削器、石錛、打击石片等石器和泥质灰陶、印纹硬陶,属原始社会晚期文化;该遗址上层为战国遗址,出土了竹简、筒瓦和鼎、碗、壶、鬲、豆、盆、罐、缸等陶器。永定区大庸桥居委会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石锛、石球、石斧等磨制石器。1987年,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居委会河边二台地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麻面鼎足和尖足陶鬲,为龙山文化遗存。朱家台菜丘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罐腹部刻有蚕纹一周,在国内实属罕见。鹤峰县铁炉乡发现了江口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了石斧、石刀、石錛等遗物。

    据古籍记载,澧水流域土家地区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尚书》记载:夏代,澧水流域属“荆州之域”;商代,属“濮蛮”,故《万历慈利县志》载:“慈(利)于殷周为蛮、蜑所居。”《说文解字》解释:“蜑,南方蛮也。”西周时期,属“荆蛮”。春秋战国时期,隶属楚国。澧水流域土家地区已经发现商周遗址100多处。据《湖南省志·文物志》载:1980年,石门县皂市镇宫山商墓出土的玉石器有璋1件、钺4件,陶器有袋足1件、圈足2件,为湖南省已发现的第一座商代前期墓葬。1958年,石门县皂市镇十家坪商代中期遗址出土了箭镞、鱼钩、铲、锥、凿、簪等铜器和花边圈足碗、喇叭形柄豆、平底罐、联裆鬲、大圈足盆、大口缸等陶器,还有溶铜炉、铜渣遗迹和冶铜坩埚残片、石范,证明澧水流域早在商代已经进入“铜器时代”。

    慈利县江垭镇柳枝坪遗址发现了商代土著文化遗存,出土了罐和钵等陶器。慈利县零阳镇北岗村商代遗址出土了釜、罐和盆等陶器。慈利县象市镇大田商代遗址出土了鼎和盆等陶器。慈利县杨柳铺乡茅屋台商代遗址出土了鼎、罐和豆等陶器。慈利县甘堰土家族乡象鼻嘴商代遗址出土了鼎和豆等陶器。永定区枫香岗乡公王庙商代遗址出土了红陶、鬲腿等陶片。慈利县零阳镇太平村长堤西周遗址出土了罐和豆等陶器。慈利县溪口镇樟树塔西周遗址出土了罐和鼎等陶器。鹤峰县铁炉乡江口商周遗址出土了青铜戈等兵器和网坠、纺轮等陶器渔具数十件。鹤峰县刘家河商周遗址出土了鼎、罐等陶器。石门县二都乡高桥遗址出土了鼎、罐等陶器,其中1件石范和1个鼎足反映了商周时期澧水流域制陶技术。石门县磨岗隘乡鲍家渡东周遗址出土了罐和豆等陶器。澧水流域土家地区发掘春秋战国遗址300多处,出土大量珍贵文物。鹤峰县刘家河发现了春秋时期建筑遗址,鹤峰县铁炉乡出土了战国时期生活用具陶鬲。慈利县零阳镇战国城邑白公城遗址出土了罐、钵、豆等陶器和板瓦、筒瓦。石门县维新乡战国城堡古城堤遗址出土了鼎、罐、钵、豆等陶器和板瓦、筒瓦。
 
    二、先秦时期澧水流域土著先民源流
 
    先秦时期,湘西北土著先民濮人与外来者巴人、楚人、“苗蛮”杂居。从澧水流域土家地区发现的商周时代文物看,早在奴隶社会,澧水流域土家祖先包括濮人。1988年,桑植县朱家台商代遗址发掘了土著先民建筑基址,出土了釜、缸、鬲、豆和夹砂卷沿平底罐等陶器。以水波纹和旋纹刻于罐的顶部是其特色,是全国独有的文化类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柴焕波在《湘西古文化钩沉》一书中明确指出:“朱家台文化的族属是濮人。”濮人是先秦时期湘西北、黔东北的土著民族,商周时期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百濮”。西汉扬雄在《蜀都赋》中写道:“东有巴賨,绵亘百濮”。濮人没有建立国家,社会组织是部落。晋代杜预注《左传》时说:“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清代王鸣盛在《尚书后案》中也说:“湖南辰州实古濮人地。”

    柴焕波在《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一书中说:“土家是一个复合的民族,其底层土著居民可追溯到上古的濮人、中古的僚人。”公元前1046年,濮人等8个民族参加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逸周书》载:“(周)成王之会……卜(濮)人以丹砂。”濮人是澧水流域最早出现在历史文献的土著先民,是土家族的重要源头。《国语》载:“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公元前758年,蚡冒即楚国君位后,开始征伐沅澧流域濮人。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熊通率兵进攻濮族,占领其地,迫使大批濮人向武陵山区迁徙。即《史记》所载:“(楚武王)三十七年……始开濮地而有之。”公元前523年,楚平王率舟师打败濮人以后,武陵山区部分濮人演变成为秦汉时期“武陵蛮”一部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何介钧在《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中认为:“先秦时代,沅、澧流域最早的居民是濮人,继为巴人,再为楚人、越人”。谢心宁认为:土家族渊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濮人,是古代土著人的后裔,这些土著人族属就是古代濮人。徐中舒在《巴蜀文化续论》一书中提出了土家族族源的“濮人说”。柴焕波在《湘西古文化钩沉》中也提出:“土家族源于古代的濮人,其古代生产方式为渔猎,以虎为主要图腾。”商周时代,澧水流域土著先民族属亦为濮人。

   春秋战国时期,濮人铸造的宽格青铜剑具有地方特色,呈梯形,剑与茎合铸。宽格铜剑和豆、壶陶器同出是战国濮人墓的标志。1981年,慈利县官地黄牛岗战国墓出土的无首扁茎宽格铜剑,与保靖县出土的宽格铜剑相似,均为濮人兵器。2001年,张家界市城区三角坪菜籽湾发掘了战国濮人墓,出土1把扁茎宽格铜剑和壶、豆、钵等陶器。永定区且住岗野猫沟战国濮人墓出土木柄宽格铜剑刻有全国罕见的12字铭文,另有战国青瓷罐等国家一级文物4件。桑植县朱家台战国墓共有25座,出土了68件随葬品,包括陶器61件,铜器、铁器及琉璃器各2件。桑植县朱家台战国墓中有4座濮人墓,其特点是墓中多出陶豆。从器物看,既反映以濮文化为基调,又吸收巴文化和楚文化的因素。桑植县龙潭坪镇、永定区王家坪镇和慈利县高桥镇、龙潭河镇、溪口镇、甘堰土家族乡等乡(镇)发现了族属为濮人的崖墓葬100多穴。濮人文化对土家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土家文化含有濮人文化因子。澧水流域濮人与巴人融合以后,逐渐演变成为土家先民。古代濮人民居为“干栏”房,澧水流域保留了许多土家族转角楼建筑。
 
     三、商周时期古代巴人流入澧水流域
 
    人类学家把“完全形成的人”分为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四个进化阶段。1956年,湖北省长阳县大堰乡发现了人类1件左侧上颌骨连同2枚牙齿和1颗左下前臼牙齿化石。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长阳人”属于早期智人,距今约20万年。巴人最早居住在武落钟离山(在今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西汉刘向在《世本》中最早对巴人作了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五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夏代初年,巴人西迁。

    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与焉”。殷墟甲骨文也有“巴方”的记载。商代后期,武丁率兵征伐巴方,巴人定都于枳(在今重庆市涪陵区)后,部分巴人发展成为善于射杀白虎的“板楯蛮”。公元前11世纪,巴人参加武王伐纣战争。《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左传》亦载:“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周)南土也”。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宗族姬姓于巴地,建立奴隶制巴子国。巴族支系众多,据《华阳国志》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春秋初年至战国初期,巴人溯清江,沿溇水及澧水进入澧水流域,澧水流域遂有巴人,成为巴国南疆。1986年,鹤峰县太平乡姜家坡出土了战国巴人青铜乐器编钟。战国中期,巴国南达黔中郡。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遣张仪、司马错率兵消灭巴国以后,设置“巴郡”。巴人四处逃散,又有部分巴人流入澧水流域。澧水流域土家族来源于秦灭巴后定居在武陵地区的巴人。唐代梁载言在《十道志》中说:“楚(秦)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名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蛮]。”宋代罗泌在《路史》中说:“巴灭,巴子五季流于黔而君之”。《三国志》载:“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自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蜑)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把“板楯蛮”特征归纳为三点:一是“杀人者得以赕钱赎死”,二是“巴人呼赋为賨”,三是“巴渝舞”。宋代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把澧水流域土家先民称为“板楯蛮”,并且突出巴人后裔田姓土家先民活动,如“板楯蛮……宋元嘉中,天门溇中令(在今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宋矫之徭役过重,民不堪命,蛮酋田向求等为寇,破溇中。”可见,《通典》和《太平寰宇记》都把巴人分为“廪君蛮”和“板楯蛮”两大类,把土家地区北部巴人称为“廪君蛮”,把土家地区南部巴人称为“板楯蛮”。

    中南民族学院彭英明教授在《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一文中指出:鄂西南土家族是巴人“廪君蛮”后裔,湘西北土家族来源于巴人“板楯蛮”。“賨”是秦汉时期湘西北、渝东南少数民族交纳的赋税名称,交的钱币叫賨钱,交的布匹叫賨布,巴人因称赋为賨而被称为“賨人”。又因打仗时以木板作“盾”而又被称为“板楯蛮”。唐代《通典》说:“巴人呼赋为賨,谓之賨人焉,代号为板楯蛮。”两汉时期,澧水流域土家先民交纳賨布,如明《隆庆岳州府志》载:“汉,零阳县(今慈利县),岁输賨布,大人一匹,小口二丈”。自古以来,澧水流域出土巴人制造和使用的铜制乐器虎钮錞于30多件。

     早在宋代,史学家洪迈在《容斋续笔》中说:“淳熙十四年(1187年),澧州慈利县周赧王墓旁五里山摧,盖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錞。”清代《永定县志》记载永定县城观音桥聂氏、王氏及楚氏家藏虎钮錞于。永定区兴隆乡等地先后出土虎钮錞于5件。慈利县蒋家坪长建村出土战国时期虎钮錞于1件。慈利县城官地黄牛岗战国墓出土了巴人铜铎1件。桑植县出土虎钮錞于3件和巴人柳叶形铜剑1件。鹤峰县容美镇鸡公洞出土春秋时期虎钮錞于2件。鹤峰县铁炉乡出土战国时期巴人兵器空首铜铖1件。石门县出土了巴人柳叶形短铜剑3件。

    现在,澧水流域土家族人的摆手舞、赶白虎以及重祠祀等风俗都与巴人支系“板楯蛮”有承袭关系。土家族人认为祖先是“打虎匠”,视白虎为“恶神”,认为“白虎当堂坐,无灾必有祸”。因而过年时,门前挂灯以示驱赶“白虎”。可见,古代巴人是澧水流域土家先民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根据潘光旦教授的研究报告《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提出的“巴人说”,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1月3日发出统发电570号电文《关于确定“土家族”民族成分问题》,正式认定“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国家民委发了民政字[1982]第240号文件《湘鄂川黔四省边境邻近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份工作座谈会纪要》以后,澧水流域各县党政领导参照土家历史、民族特征和民族意识,推介了一大批民族研究成果,恢复了一百多万人的土家族成份。《鹤峰县民族志》提出:“鹤峰土家族主要是古代巴人的后裔。

    鹤峰是古代巴人的重要活动地区。鹤峰是古代巴人进入湘西地区的一条重要通道。”张家界市人大副主任谷臣章在《桑植少数民族》一书中指出:桑植县大部分地域是巴人活动地区,土家族是巴人的后裔。《大庸县志》写道:古代巴人曾在大庸县境繁衍,向、覃、田等姓土家首领均属巴人后裔,与古代巴人相氏、瞫氏、郑氏确有历史渊源关系。岳麓书社出版的《慈利县土家族史料汇编》一书明确提出:“慈利县土家族是以巴人为主体融合其他民族形成的。”石门县土家族学者编写的《湘北土家族探秘》一书认为:“居住在澧水流域的湘北土家族……属古代巴人的后裔。”据《常德地区志.文物志》载:“巴族图腾为虎,虎钮錞于为古代巴人乐器。石门县发现虎钮錞于20件,反映巴族历史文化特征。” 土家族研究专家田荆贵把历史文献同土家族现实情况相对照,发现土家族主流与古代“賨人”有历史渊源关系,并且发表《古代賨人与现今土家族的共同之处》。该文从土家族的自称、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论述土家族与古代“賨人”相似之处。田荆贵在《土家人和土家语》一书中又提出:“賨人为土家族的主源……土家族是古代‘賨人’的后裔”。因为巴人包括賨人,所以賨人说与巴人说相似。
 
    四、春秋战国时期澧水流域楚文化
 
    邢敏建在1997年提出了“楚人为土家先民一部分”的新观点。楚人远祖是祝融。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熊绎于丹阳(在今湖北省秭归县),任楚国国君,始建“楚子国” 。西周晚期,楚人始入澧水流域,遭到濮人反抗。春秋战国时期,澧水流域纳入楚国版图。据《战国策》载:楚威王熊商首次在沅澧流域设置黔中郡,开了历代设置郡、县先河。近年来,澧水流域出土了许多楚人文物,具有楚文化特色。张家界市城区大桥路战国墓、邮政大厦战国墓和欣业家园战国楚墓出土铜矛、铜戈、铜剑、`铁剑和木剑等楚人文物400多件。1978年,慈利县零阳镇戴家岗春秋战国遗址出土楚人文物鬲、罐、豆、盆、缸、瓮、甑等陶器和斧、凿等石器,具有楚文化特点。1981年,慈利县城官地黄牛岗6座战国墓出土了青铜器鼎、剑、矛、戈、勺和陶器壶、盘、勺等。1987年,慈利县城关镇石板村、零溪村36座战国中期楚墓出土铜器、陶器和漆木器300多件。其中,铜戈、铜铍、铜镜和木镇墓兽虎均属湖南罕见。还出土楚简1000多枚,共计2万多字,是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楚简,内容为我国最早史书之一。2003年,石板村骑龙岗发掘战国至西汉墓葬318座,出土铜器、铁器、陶器、瓷器、玉器、木器和礼器等各种文物2000多件。1991年,永定区三角坪战国墓出土了青铜剑、铁剑和鼎、壶等陶器。战国早期,大量楚人向南迁移,澧水流域出现濮人、巴人、“群蛮”和楚人等多元文化融合局面。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游历沅澧流域后,写下了《离骚》和《九歌》等诗篇。“南蛮文化”在楚文化中起了作用,《九歌》所祭大司命、湘君等神是屈原流放到江南后看见“南蛮”祭祀的神。秦灭楚后,澧水流域部分楚人后裔演变成为土家先民之一。楚文化对土家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土家族人聚居的澧水流域因为山高水深,交通闭塞,仍然流行楚文化遗风,楚文化因子仍然留在土家文化之中。土家族人办丧事时还唱屈原的《国殇》,还傩愿时就唱屈原的《少司命》。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澧水流域土家族由濮人、巴人经过长期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但是,在澧水流域数千年的人类发展过程中,濮人、巴人融合与之邻近的部分楚人、“群蛮”等其他民族。秦灭巴后,澧水流域濮人、巴人与部分楚人、汉人不断融合,秦汉时期演变为“武陵蛮”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演变为“天门蛮”等。唐宋时期,演变为“澧州蛮”等。元明清时期,演变为“土家”等。1957年,“土家”被中共中央正式定名为“土家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澧水流域各级党委或者政府民族工作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民委文件恢复部分群众的土家族成份。至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澧水流域鹤峰县、桑植县、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石门县6个区(县)共有土家族150多万人,成为中国土家族聚居区的四大流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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