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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

                    作者:都永浩  信息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人群认同最值得关注的是公民认同和民族认同。公民认同是现代国家认同的核心,对维系国家的凝聚力至关重要。公民认同状况直接影响国力消长和国家稳定。本文所指的民族认同,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少数、文化弱势民族的认同;二是指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多数、文化优势民族的认同。由于极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个别国家的公民认同和民族认同处于重叠状态,国家、民族同质,这种情况属于特例,比较典型的是日本、朝鲜和韩国,其中日本、韩国目前已发生着变化,移民人数的增加正在改变这些国家的民族结构。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结构错综复杂,国家认同的统一甚为重要,直接关联到国家的未来。
  
  
一、认同理论的重重迷津
 
  全球国家的类型大体有4类。一类是由古代帝国演变而来的国家,可细分为3类。中国、印度等东方类型国家;欧洲的宪政或君主立宪国家;中东的政教合一或宗教影响较深的国家。第二类是新移民国家,主要分布于美洲和澳洲。第三类是殖民体系崩溃后形成的国家、主要分布于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这些国家的形成大多与殖民政策相关。第四类很少,以朝鲜、韩国、日本等为代表,属于民族与国家同质性的古老国家。这类国家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历史上容易同化外来的民族成员,具有单质性的文化,民族与国家的重叠从历史延续至今。国家的存在形式决定着民族存在形式的复杂状态。

    民族与国家同质类型的国家,公民认同与民族认同是重叠的,其界限是模糊的,民族认同只有在与国外“民族”比照时才能隐约体现出来。这类国家公民国家构建相对容易,为保持自己的“单一性”,往往不承认移民的民族身份,加入国籍的前提是同意彻底归化。

    极端的如日本,入籍者必须改用日本名字,追求的不是形式上的入籍,而是精神上的完全归化。新移民国家获得了构建公民国家的良机,这些国家的土著人口由于入侵者的到来被大量屠杀,或者被白人携来的病菌所蹂躏,现在,土著人口的比例已不足以影响这些国家的根基。譬如,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夏威夷土著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3%;加拿大印第安等土著民族人口约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2%;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口22.8万人,占总人口的1.46%.
   
  殖民体系崩溃后形成的国家存有天然的缺陷,民族认同与部族、部落认同混杂一处,公民认同犹若晨雾,若隐若现,十分脆弱。这些国家是民族、部族、部落仇杀最容易出现的地区。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十分缓慢,公民国家构建的目标遥遥无期。古老国家处于更为复杂的状态,公民国家的构建是一条荆棘载途,前途未卜。这些古老国家均由多民族构成,而且大多有一个人口多数、文化优势的民族。可以这样认为,人口多数、文化优势民族是国家的主要建立者,有些少数民族是积极的合作者或参与者,但也有些少数民族由于种种原因被包含于一个国家中,国家认同意识略显单薄,甚至还有可能具有“他者”的情怀。在这类国家,最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少数民族成员的分离意识,这是多民族国家保持统一和完整的最大威胁。这类国家,多数、优势民族比较容易形成公民意识,而且时常将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混淆。

    对于人口少数、文化弱势民族成员而言,民族认同和公民认同的取舍始终处于漂移状态,特别是那些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古代国家的少数民族,大多情况下民族认同会成为其优先的选择。少数民族成员往往把多数、优势民族的国家认同或公民认同视为其民族认同,或将其民族认同视为国家认同。这势必影响少数、弱势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因而更加关注自身的民族感受,更愿意从民族利益出发衡量与国家的关系,对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安全和空间过于敏感。因此,在多民族国家中,塑造统一的认同和归属十分艰难,多元认同成为削弱国家竞争力并影响国家稳定的主要因素。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培育最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认同至关重要,如果缺乏统一的认同,国家会始终处于分裂的危险之中。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学术界漠视认同理论的研究,在国家认同理论研究上毫无建树,这与中国复杂、敏感的多民族格局极不相符。即使是一些学者的零星研究,也处于混沌状态,即,所提出的观点或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或是与国家的稳定、统一原则相悖。事实上,在我们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可供我们选择的目标很有限:或者是从“理论”上预设出“民族”与国家同质的国家认同目标,并从“民族”的途径寻求认同的统一,将民族与公民概念合一;或者是从公民共同体的角度寻求统一的认同,并承认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属性和事实上的存在,承认两者间存在异质性。前一个视角更多反映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带有幻想性,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后一个视角是人类应该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即便实现不了完全公民化社会的目标,也能建立一个以公民认同为主的社会,将民族认同对国家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但两种视角都是理论难题。譬如,如果我们选择了民族与国家同质的统一认同,也就是公民认同与民族认同相重叠,当然是很理想的选择,但问题是,现实中这种类型的国家很难出现,抑或出现也很难持久。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迟至1884年之后,“政府”一词(Gobierno)才特别跟民族(Nacibn)的概念连在一起。根据语言学的发现,“民族”最原初的意义指的是血统来源。他认为:“至于将民族的原生概念加以扩展外延,乃至与现代国家连在一起的过程,至今仍不甚清楚。因为就语言或族裔的分类观之,无论多大多小的国家,大部分都无法等同于民族。"霍布斯鲍姆还认为,自1870年以来,民主思想彻底质疑君权神授的说法,尔后,如何动员公民遂成为最迫切、最尖锐的问题。对当时的各国政府来说,国家=民族=人民这道等式当中,最核心的显然是国家。“在当时,‘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1830年到1880年,先是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打破了欧洲列强苦心经营的均衡局面;紧接着,奥匈帝国也基于民族原则而分裂;随后是西欧的比利时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日后分裂成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纷纷要求基于民族原则建立主权国家[4121-22。苏联解体后,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基于民族原则分裂成数个国家。这些“民族一国家”的存在,使一些人相信,民族(Nation)与国家可以同质,即民族等于国家或国民。然而时至今日,很少有人会相信存在真正的“民族一国家”,即便像德国这样的同质性极高的国家,也不能称为完全的“民族一国家”。现在欧洲所谓的“民族一国家”,仍是建立在多民族的基础之上,这是被广泛认可的。Nation概念在19世纪末与国家、政府、国民的内涵连接以后,Nation就是似是而非的概念。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人们共同体是不存在的。这一概念会造成如此窘境:“民族”套着“民族”,比如西班牙、比利时等。为了建立完全的民族(Nation)国家,必须把异民族驱除出去或者消灭掉(比如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政策),或者把本民族成员悉数迁回国内,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安东尼•史密斯对民族(Nation)进行了如下概括:“适当的名称、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共同的公共文化、占有祖地(homeland)、共同的权利与义务、单一的经济。"这样的人们共同体只能作为特例存在,现在的欧洲很难寻觅其踪影。这显然是指公民共同体,其中有些内容又是公民共同体不应具备的,比如,如果公民共同体必须具备“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占有祖地”,将会导致公民共同体成员的分裂。史密斯将族群(Ethnic group)概括为具有“适当的名称、共同的神话和祖先、共享的记忆、不同的文化、与祖地相联系、某些(精英)的团结”,通常没有政治目标。两相对比,我们对“Na-tion”和“Ethnic group”的概念仍然一头雾水。“Na-tion"显然是与公民共同体概念混淆一处的,在很特殊的情况下表现出重叠状态,但又不完全是这样。公民共同体的概念当然与历史或传统无关,他(她)与国籍相联系,是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共同体,并且是共时的。"Nation”之中还有可能存在数量不等的次级的“Nation",比如西班牙、比利时等国(甚至包括美国也是如此)。"Nation”有时又是历时性的,与历史和古老相关,依稀可见“Ethnic group”的影子。"Ethnic group"概念同样是混沌不清的,通常具有共同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必然具有程度不同的政治属性,有些追求独立建国的目标,有些寻求与其他民族联合建国,有些则认同在国家内的自治存在形式,还有些政治目标更低,他们只希望得到平等的地位或满足某些特殊利益。民族通常具有较强的族体安危意识。有认同而无政治目标的人们共同体是不可能存在的,无认同的文化或宗教人群从政治学的视角又毫无意义,充其量只是他者的视阈,国家对其可以“视而不见”。很明显,在英文语境下,缺乏对汉文“人”、“族”或“民族”指称的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存在形式的概念,也就是说,"Na-tion”和“Ethnic group”并非真实、准确的确实存在,而确实的存在,在英文中又没有对应的词汇。日本、韩国、朝鲜是特例,民族与国家重叠,他们非常符合"Nation”的状态。他们存在公民与民族两套认同,并且经常将两者的概念相混淆、位移。由于移民增加,日本和韩国有演变为多民族国家的迹象。
   
  民族与国家、民族与公民是不同的存在,民族是主观的存在,公民是客观的存在,两者的内涵和生存的规律都有显著的不同。如果我们把多民族国家视作树木,完全的公民国家就是树化之玉。但在目前的条件下,民族仍然会顽强地生存下去,其与国家并存的时间,可能是我们无法准确预期的漫长岁月。民族之树还将长存,民族“玉化”漫漫无期。所以,构建一个民族与公民完全同质的国家只能是未来的理想,现在我们必须面对兼容并蓄的民族与国家共存的社会。如果我们把民族与国家的同质作为目前构建的目标,并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制造”出一个与国家同质的“国族”,这仅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永远无法成为现实。问题是它的负面作用,人口少数、文化弱势的民族成员会认为,“国族”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被同化的过程,同化于多数、优势民族的过程,这增加了少数、弱势民族成员的不安定感,促使其采取防护措施,少数、弱势民族的民族认同反而因此增强。在多民族国家,少数、弱势民族最担心族体地位的安危,因此,铸造“大民族”的过程有可能成为促使其进一步强化族体认同的催化剂。铸造民族与国家同质的“国族”,体现了人们解决民族问题的急切意愿,但这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在理论上是幼稚的,现实中无异于掩耳盗铃。然而这不等于多民族国家陷人八卦阵,我们有解开斯芬克斯谜语的通道,这就是构建公民化国家。或许有人提出这样的诘问:国族构建与公民国家构建有什么区别吗?表面上看,两者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实际上差毫谬千。“国族化”需要各族以多数、优势民族为基础融合为一族,以实现与国民认同的统一,但问题是少数、弱势民族成员会认为,这实际上等于自身同化于多数民族的过程,因而很难取得广泛的认同,而且还会产生极强的排斥意识,碎化国家的统一认同。公民化国家构建的方向则不必担心被同化的危险,在保证各民族应有地位的前提下,逐步累积共同的认同和归属感,使国家认同和公民认同在各民族中逐渐取得主流认同的地位,民族认同也不再对国家认同、公民认同产生明显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在国家进入高度发达、富裕和完全民主、法治的社会以后,民族身份对个人没有积极意义,任何一个人以公民身份可以公平、平等地享受一切公民权利。在公民认同和归属感取得高度的统一时,各民族就有可能融为公民共同体,在中国就是中华人民或中国人民。由于这一过程是漫长的,体现了人类渐进式发展的规律,各民族有充分的时间互相借鉴和吸纳,不存在谁被同化的困惑,各民族有可能熔铸为一个新型的人们共同体,从而彻底解除“民族”的魔咒。公民化国家的构建过程,就是累积真正的国家共同认同的过程,因此在每个阶段都有“溢价收入”,民族矛盾处于不断的消减状态。公民化国家构建理论上符合逻辑性,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是最终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最佳途径。

    二、民族、公民认同与国家认同

  古老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有两种类型:人口多数、文化优势民族的认同和人口少数、文化弱势民族的认同。少数、弱势民族的认同也不完全一样,土著民族和移居民族之间存在一些差别,土著民族更注重民族起源和古老历史,移居民族则更多地把文化特征、语言作为自己认同的基础。
   
  人口多数、文化优势民族的认同更容易与国家认同相融合,通常情况下将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相混淆,将民族共同体等同于国家。这从某一方面看有利于公民国家构建,或者有利于多数、优势民族成员的凝聚力,但它的负面影响亦是致命的。多数、优势的部分民族成员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才是国家的创立者,并且是主导者,人口少数、文化弱势民族是被历史地纳人甚至是征服的。这可能会对多数、优势的部分民族成员的心理产生影响,对少数民族和其成员产生分界甚至戒备心理。在这种心理或者认识的主导下,一部分成员就会主张以人口多数、文化优势民族为基础统一国家认同,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统一国家认同的唯一快捷方式。然而他们弄错了问题的关键,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统一的关键并不在于人口多数、文化优势的民。多数、优势民族的多数成员理所当然具有较强的国家认同,还通常将民族共同体与公民共同体相混淆,甚至也有可能将多数民族的认同、归属、价值观等同于国家的认同、归属、价值观,这有可能导致少数民族成员的警觉,会认为自己正处于被同化的过程中,他们的认同有可能与国家的统一认同渐行渐远,或者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成为国家持久的隐患。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这样的事实:少数民族成员最担心被同化的命运,因而他们会刻意追求与多数、优势民族认同的差异性。这便陷人一个怪圈:我们愈想增强国家的统一认同,少数、弱势民族成员的认同反而也会增强。因此,在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认同状况更能决定国家统一认同的趋向。
   
  我国部分专家试图用中华民族概念统一国民的认同,提出“国家民族”、“中华民族是自在、自觉实体”的观点。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这些观点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可行,任何一位爱国者都会无条件地支持它,并为之目标而努力。然而非常令人遗憾,这些观点理论上是悖论,现实上则无任何可行性。从“中华”一词的来源和涵义很能说明问题。“中华”一词的涵义与“华夏”息息相关。“华夏”之名,乃汉族正名,“二字连用,则所谓复语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二语,意同辞异,古书往往有之,"“中华”有地理和民族两个涵义,古代华夏族居于黄河南北,处四方之中,因称“中华”,如“自强胡陵暴,中原荡覆,狼狈失据; 枞阳张监镇,其先中华人,自其祖寓武羲,邦患与之邻居有年矣”中的“中华”,系指中原。古人亦称华夏族、汉族为“中华”,如:“于峙,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悼服於昂。"后来“中华”外延扩大,亦指中央政权管辖的所有地域。但对于周边的非华夏民族而言,“中华”通常是指华夏族或汉族。“中华民族”一词出现于20世纪初,最初的内涵指汉族,所以才有“驱除鞑虏,复我中华”的口号。这种认识显然不利于当时中国的统一和团结,很快被纠正。率先使用“中华民族”的梁启超,于1903年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提出,合汉、满、回、苗、藏组成一“大民族”,其实这与目前的“国族”、“自觉民族实体”论并无差异。将“中华民族”概念定位于“大民族”,就陷人了英文“Nation”概念的泥潭中,将民族与公民、国家概念杂糅一处,引发了人为的认同混乱。在多民族国家,强化多数、优势民族的认同会导致少数民族认同的增强,即使是试图将多数、优势民族认同塑造成一个“虚拟’,的大民族认同的努力,也会导致少数民族成员自我认同的增强态势和对族体安危的警惕,因而是得不偿失的,无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多数、优势民族将自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分离开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与少数民族一道构筑统一的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是复杂的,它掺杂了许许多多历史遗留的负担,依据自身的需要把历史的伤痛和光荣任意夸大,甚至将历史上民族间的重大冲突事件作为提醒、重构自我认同的旗帜。在需要的情况下,丑化、矮化其他民族也成为增强自我民族认同和进行民族动员的工具。民族认同是封闭性的和排他性的。由于少数民族的认同更容易被侵蚀,因而其封闭性和排他性更突出一些,这是容易理解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的差异必然导致民族认同的多样性。
  
  历史上建立过古代国家的或者经常处于“强势”的民族显然对其民族曾经的辉煌十分依恋,所以其成员常常把它作为民族认同的神圣标志顶礼膜拜,自豪感和优越感油然而生。如果处于和谐的民族关系中,文化上又有相当的同质性,这样的少数民族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通道上就不会有太多的障碍,大多数成员甚至会将国家认同作为第一认同,民族认同则时常被淡忘。对于国家而言,这样的境况是值得庆幸的。遗憾的是这并非普遍现象,大多数“历史强势”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文化保持了较多的异质性,比如语言、宗教、风俗习惯、艺术,等等。其部分成员的民族认同中不直接包含国家认同的目标,甚至还有可能将国家的民族政策效果作为民族认同内涵变化的依据。如果这种类型的少数民族信仰的是单一的、封闭性较强的宗教,那么民族认同与国家统一认同的合流之路会荆棘载途。他们通常会将民族与宗教合为一处,借宗教之力行民族朝圣之旅。民族认同在宗教的包裹、渗透下达到极高的统一,并赋予神圣性。这样的民族认同通常优先于国家认同,而且轻易不会改变民族(宗教)认同以适应国家认同所需。包容其民族(宗教)认同就成为部分成员承认国家认同的前提。这使国家处于困难境地。
   
  多民族国家跨境少数民族的认同同样是错综复杂的。“历史强势”民族有明显的二元认同情怀,即她不会把境外的同一民族排除于民族认同之外,但又与国内的同一民族有明确的差异。通常而言,由于已存在“民族国家”,一般不会追求“民族建国”,分离的风险反而更小。但在对国家的认同上,则受到诸多的“分流”。部分成员可能存在二元国家认同,并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对于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只能用公民国家的理念引导其进人单一国家认同的轨道。“历史弱势”的跨境少数民族,一般不会将民族认同与境外的同一民族明显归并一起,对国家的认同上,也没有太多的障碍。总体而言,比较容易形成国家认同。跨境民族的认同状况是错综复杂的,类型很多,而且易于变化,很难准确把握,其对国家的影响也很难判断。多民族国家的其他“历史弱势”的少数民族,尽管民族认同中存在程度不同的政治属性,但对国家的认同是清晰的,容易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重叠。
   
  民族认同的类型很多,本文难以一一分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两者间的m龋和障碍,亦是布满于公民国家构建的道路上。国家需要做很多事情,要有足够的智慧、韧性和长远的策略,透彻了解民族的状况,这才能制定出有效的、适宜的民族政策。

  对公民的认识可以上溯至中世纪前。公元前6世纪至4世纪的斯巴达和雅典,以及罗马共和国近500年的太平盛世,开启了公民共和主义的序幕。这时的公民身份还是财产、地位和荣誉的象征,只有统治阶层才有可能具有公民资格。法国大革命首先建立起公民身份的原则和实践,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特征,英国(很大程度上包括美国)则在1789年以前的一个半世纪里,为从君主—臣民的关系转变为国家—公民关系打下了基础。从本质的规定性而言,公民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完全是两码事,但两者又有不能断然区分的交叉重叠关系。公民共同体与国籍有关,是互助、互惠的利益和政治集团,由国家赋予其权利并保障其权利,公民个体则需对国家承担契约的义务,并事实上与其他公民形成互助、互惠的关系。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不同,臣民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要臣服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而公民社会理论上和法律上是一个民主、公平的社会(尽管当前的世界各国并不都是如此),所有的公民都是主体,又都是客体;都是国家的管理者,又都是被管理者;都是国家的“仆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公民与国家,处于一种互渗的混合结构中。如果说“民族”是穿在国家身上的并不经常合体的衣服,公民则属于国家本身,犹如血液、筋骨、手脚等,而大脑则相当于国家最顶层的精英集团。公民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最高形式,在当前的国家中,真正的公民国家为数不多,完全的公民国家到底如何则不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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