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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
                          作者:费孝通  信息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今天,我很高兴来参加武陵山区四省边区民族工作协作会议。上午听了大家的发言,思考一下,下午在会议结束之前讲几句话。

    我先讲讲我参加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要到武陵山区来。我不是做报告,按四川人的说法,我是摆摆龙门阵。

    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提出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现在整个世界发展得很快,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相当大。因此我们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去。假如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的话,我们是不是还能在地球上占据一个位置都成了问题,这叫“球籍”问题。也许大家还记得,在80年代初,这个问题提得很重,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问题。在80年代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仍是一个强权世界,假如自己没有实力,面临的问题的确很严重。现在我们经济实力还不强,小平同志说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解决温饱,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再进一步,大概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我们总的力量比较强了,可以在地球上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抓生产力的发展。

    从80年代开始,我投人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调查研究工作,看看农村发展情况,看看占我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怎样摆脱饥饿走向温饱,再从温饱进入小康。我带着这个问题到各地去看,因为这个问题,查书是查不到的,哪一本书上都没说中国怎样才能从贫困走向小康,再从小康进人中等发展水平。我们自己要闯出一条路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个东西学人家是学不来的,不好学,学不像。可以说,我们全国人民都在努力找这条路子。通过我们的实践,广大农民的实践,现在经过十年,我们可以说,这条路子已经找到了。对于中国的发展,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发展路子,大家基本上得到了共同的认识。这条路子是谁创造的?是中国人民创造的,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从下而上,再从上而下,从民主到集中,从实践到理论,再从集中到民主,从理论到实践,这样创造出来的。我自己一直在这里面学习,当然中国太大了,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我只希望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

    从70年代末开始,我在1936年调查的基础上,每年都要到我的家乡—江苏南部太湖附近的吴江县去看看,看它怎样变化,一路写了不少文 章。今年,我把看到的十年变化总结了一下,写了一篇《吴江行》,发表在《瞭望》上。我通过调查研究,来逐步认识中国比较发达的苏南地区(我叫它“苏南模式”)一个普通的县,不是最好的县,看看它是怎样变化的。虽然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同,不能彼此照搬,但这篇总结可能有些参考意义,它反映了这十年里中国农村的深刻变化。

    不过,正如上午各位所说,我们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发展很快,有的地方发展得慢。 我举几个发展快的例子:江苏江阴县华西大队,一共有1000户,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三个亿;无锡县不到一百万人,去年的年产值108亿。这说明中国农村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苏南发展还不是最快的,去年下半年,我到了福建,看了泉州,其发展就像飞起来一样。1985年,我到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地区走了一圈,看到沿海地区发展得这么快,当时我就想到西部地区同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的差距正在拉开。上午有些同志讲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拉开不是好事情,它会转化为各种不安定的因素。而这个差距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一个从西到东的倾斜。

    近几年,我在少数民族地区作的调查比较多,因为我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比较深。我在大学毕业后,就到广西金秀大瑶山作调查。前年年底我又到了南岭山脉,看看瑶族的发展,看到那里的发展是有前途的,也有发展的思路,但速度太慢了。于是我就想,怎样使那个地区发展起来,赶上人家。那次的调查,我写了一篇《南岭行》,也发表在《瞭望》上。

    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很广,我这几年的调查是从北面开始的,自内蒙古大兴安岭鄂伦春地区开始,我从呼伦贝尔林区走到赤峰农牧地区,再到包头工业区,又转到伊盟,再从宁夏到了阿拉善沙漠地区,后来又从甘肃的河西走廊下来,沿青海海东地区到甘肃临夏回族地区,在这些实地调查中,我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作了一些思考。

    西南是我工作的“老家”,抗战时期我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教书时,曾在昆明附近作过调查。1950年,我们的访问团到了贵州的镇远,可惜没到铜仁,因为没有路了,进不去。访问团搞的第一个区域自治试点就在凯里,去年是他们的40周年。1951年,我率中南访问团到了广西,到了与湖南交界的侗族地区,我们在龙胜搞了第一个民族联合区域自治县,但那时我没有到过武陵山区。

    中国50年代的民族问题,就是要从过去的民族压迫到实现民族平等、区域自治,是政治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是受压迫的,不敢上街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实行了民族平等的政策。每个民族都有同样的权利,都要当家做主,进人人民代表大会。但是中国到底有多少民族呢?当时访问团的一个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同时要搞清有多少个少数民族,这叫民族识别。当然民族识别中有许多遗留问题,如土家族在50年代初就没有被确认为单一的民族。现在广西的壮族,那时我们访问团去时,就不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所以列出一张民族的单子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家花了很多力量,现在基本上弄清楚了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但还不是彻底弄清楚了。

    前年,我想我老了,应当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写出来。我写了一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中国有文字记载前的历史讲到现在,在这一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分分合合,形成了有中国特点的民族群体,简单搬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民族,是行不通的。即使如此,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对“民族”概念的认识已经很清楚了。例如在写《辞海》“民族”条目时,就有许多争论,后来归结为两条:一是笼统的讲法即“中华民族”,一是具体的讲法。因为没有一个“民族”里面没有小的组成单位,仅金秀瑶山的瑶族就有许多支,如过山瑶、排瑶等。各族都是由不同的层次聚合起来的,而且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仍在不断变化。但是我们又不可能列出一个流动的民族单子,所以说55个少数民族仅仅是基本的识别。

    这两天,我们看电视,南斯拉夫打来打去打得很起劲。为什么呢?主要是民族间经济不平衡。我们的民族性质同西方不同,但到底有什么不同,现在还不能说得很清楚,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我希望在90岁时,再写一篇文章,把这说清楚。事实表明我们中国的各个民族是兄弟民族,是一家,有一个大的共同的认同:大家都属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所以我称之为“多元一体”。这一点,西方一直做不到。法兰西、英格兰是民族国家,苏联借用这个概念建立了联邦制。毛主席看出了毛病,所以中国没有学苏联的联邦制。我们是统一体中的多元,是一种兄弟关系,所以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它的个性,但不是搞分离。这是一个历史的结果,提出“多元一体”并不是因为我们思想觉悟怎么高,而是它反映了一种实际。但这个实际到底是怎么样的,这需要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好好研究一下,讲清楚。

    过去的封建王朝,是以少数民族来统治少数民族,搞“土司”制度,进行民族压迫,这不是兄弟关系。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多民族共处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民族间才成为兄弟关系,这就是说,我们还有必要深人地研究为什么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不是联邦制。在世界动荡的民族冲突中,我们的优越性表现出来了,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文革”后,李维汉同志讲,文革”中对少数民族损害很深,但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因此而要分离出去,这证明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现在只有达赖在叫,要西藏“独立”,西藏老百姓并没有这个想法。这些都不是靠我们几年里可以宜传出来的,而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凝聚传统。

    我到了80岁了,我说我还欠了一笔账,对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还没有认识得很清楚,特别是这十年来的变化。为了还这笔账,我要到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去看一看,想一想。想得对不对,由后人来评定,也许对大家有些帮助。去年我定了计划,要到西南这边跑一跑。今年上半年我到了彝族聚居的凉山,在那里听说你们武陵山区 4个省有一个关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协作会议,我说应当争取来参加,来听听,来看看。

    我说了很久想来湘西,它的引子是我的朋友沈从文写的《边城》。当时我就想到湘西来,可是因为交通不便,一来一去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没有来成。这次我下了决心,借你们开会的机会到这一带来看看,把土家族地区转一圈。

    土家族主要是我的老师潘光旦先生1956年认定的。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从历史的起源、地名一直到人口的分布、迁移,都认真地进行了研究。当时我本想同他一起来,因有其他事,没有来成。35年了,一直想来而又没有来成,我心里很是不安。现在我就借你们开会的机会,了却自己心里欠的一笔账。所以我同潘先生的女儿播乃谷(她是我的研究助理,在北京大学主持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还有著名的摄影家张祖道先生(他35年前跟潘先生一起来调查土家的,他当时照的照片还一直保留下来),一起来到这里。这次来,也是继续潘先生的事业。潘先生搞清了土家族的来源,肯定了土家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土家族应当怎样发展?我想接下去写这篇文章。

    以上我说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是开头,讲得很宽,讲我为什么来,大家知道,我不是来视察工作的,我是来学习的,来解决自己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我想思考一下,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

    我现在接着讲什么叫山区?它同平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山区同少数民族老是缠在一起,连在一起?这其中有一个历史过程。关于汉族形成的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那篇文章,即《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文章发表已两年了,有许多学者进行讨论,包括中国的外国的。我的看法是,在农业发达的平原地带,汉人是绝大多数,甚至于很少有少数民族。我生长在江苏,小的时候,脑子里一点也没有少数民族的概念,也不知道自己是汉族。后来,听我父亲讲反清、反满,于是我脑子里有了满族的概念。后来有了“五色旗”,我们在小学念书的时候说“我们的国旗红黄蓝白黑,汉满蒙回藏”,才知道还有别的民 族。我对民族的认识是从这里开始的。抗战时期,我到了昆明,当时很冷,要烧炭得上街去买。卖炭的很多都是彝族,这才实际接触到少数民族。

    回到前面的话题,为什么山区同少数民族总是联系在一起呢?因为在历史过程中,汉族不断向四周渗透、迁移。汉族是农耕民族,神农氏之后,现在可以看出,生产粮食的大部分地方居住的都是汉人。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从来都是汉族,其中有很多原来是少数民族,现在变成汉人了。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像汉族这么大,有十多亿人口?靠什么?不是靠生孩子,而是靠吸收和凝聚了很多其他不同的人,只要这些人接受了中原的生活习惯就行了,就成了汉人了。就这样,汉族逐渐占到了全国人口的94%。所谓少数民族,不仅只是人数少一点,实际上在封建时期那些不愿归入汉族的族团被从肥沃的土地上挤出去了,成了少数民族。新中国讲民主平等了,仔细一看,汉族与其他民族人口的大小很悬殊,住的地方、聚居的区域明显不同。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平原四周的山区、草地和高原。为什么这些地方居住了这么多不同的民族呢?原因只有一条,就是对外封闭和交通不便,汉人进不去。这是个历史!当年我到大瑶山调查,周围人口多的民族,一面为汉族,一面为壮族,这些人就是不进山区,原因是山路太险,马都不能骑,现在里面还不通公路。山与山之间只有沟,没有坎子,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要走一天,外面的人不容易进去,许多地方人很少,连路都没有。这种偏僻、封闭、孤立是山区的 基本特点,虽然各地封闭的程度不同。这种状况,一方面使过去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保留了下来,同时也造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和不发达。

    少数民族是很聪明的,他们知道人的生存与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技术不发达,资源又有限,怎么办?只有两条路或两个字:走,死。要生 存就要走到更偏远的地方去,苗族、瑶族靠两条腿一直走到了泰国、东南亚等地区。瑶族为了控制人口逐步发现了一种香草,用来避孕。

    在改土归流之前,汉人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有一条封锁线,叫做“汉不进山,蛮不出峒”。这种政策落实得如何,说不清楚,但的确汉人进山的不多。我知道在大瑶山,汉人进去以后就变成了瑶族,娶一个瑶族女人做老婆,慢慢地就变成了瑶民。

    在山里要保持了一定的人口与耕地的比例。 现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总的来讲,就是这个问 题。计划生育政策照顾少数民族可以生两胎,这有正确的一面,因为从感情上讲,“少数民族”几个字听起来让人不舒服,人多点不好吗?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人多了怎么办?如果不提高技术,不提高生产力而只增加人口数量的话,后患无穷。优惠政策是必要的,但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主。

    对此,我们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要有正确的认识,可是少数民族民众不一定能在感情上通得过。有的人认为,所谓民族平等就是要给东西。50年代,我们的民族工作是解决政治问题,民族平等问题。我们访问团的工作之一就是送衣送米给少数民族,搞救济,使他们体会到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但现在我们的民族工作不能停留在“救济”的水平上,而是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使他们摆脱贫困。现在有些所谓的优惠政策,实际上也是一种救济。例如考大学降低20分,降低20分的确可以帮助一批少数民族的孩子进大学,但要看实际上起了多少作用?少数民族学生当中学得好的,不愿意回家乡去,差的又没有学到真正的东西,回去以后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要看到这一点,对优惠政策要从实际考虑,一个时期,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做一定的事情往往有它的理由。当条件变化了,要求也在变化,我们的工作也就不能一成不变。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仍然用救济的力、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刚才只是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人口,一个是教育。优惠政策的背后都有问题呀!经济上有没有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怎么处理?也要很好地考虑。

    前面讲了人口、资源、生产技术这三个要素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个好理解。要发展也要从这三个因素来分析。山区的资源条件对于以粮食为主的农耕经济来说是不利的,不是好地方。 一般说山区的土壤气候都不太适合生产粮食。在吉首,他们告诉我麦子亩产只有400斤。当然地区之间有差别,有的要好一些,如秀山,坝子大一点就称“小成都”了。但一般来讲,山沟沟,不利于种粮的地方都留给少数民族,汉人把容易产粮的地方都占了嘛。即使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汉人住在坝子里,少数民族住在山上,叫做“立体分布”。云南比较清楚,海拔最高的地方居住的是景颇族,接着是傣族,最下面是汉人。你们这里汉族占50%,有多少汉族的村寨分布在山上?我想很少,事实也很少。汉人来干什么?开头是来做生意,少数民族做生意的很少,至多是赶赶场,因为他出去做生意没有条件,语言不通,不会算账。例如,新中国成立前云南的彝族只到昆明街上卖了炭就回去了。另外,少数民族认为不能赚自己熟人的钱,送可以,不能买卖,历史造成了没有经商的条件。所以,这个问题有它的复杂性,光是说要搞商品经济,可是怎么搞呢?像你们这样的民族杂居地区,汉人在街里、镇上,少数民族在山里,如何搞商品经济,必须要从实际出发。

    民族地区还有一个问题,人们常算平均数,例如人均收人,杂居地区做生意的汉人多,收入也高,但少数民族真的得到多少收人?各民族之间有什么不同?不调查这些问题,只算平均数,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各民族所处的条件很不相同。我们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要知道这一点,一个民族杂居地区的发展必须同民族的发展相适应。例如, 攀枝花产值高,税收多,可是当地彝族人得到的好处并不多。所以,大家说要上大项目,可是上了大项目以后对少数民族到底会有多少好处,值得怀疑。例如,我们在酉阳看了青篙素药厂,有多少苗族能进车间生产?我不好说,土家族也许好一些, 但也不一定。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有一个扎赉诺尔煤矿,执行民族政策,从当地牧民中招了一批蒙古族工人,这很好,可是他们干了一阵之后都走了,他们习惯了骑马放牧,钻到地下挖煤炭不能适应。 呼伦贝尔用煤矿来解决蒙族的经济问题是不行的。这类问题还有不少。

    以前,封建时代的民族压迫把少数民族赶上山了,现在请他们下来行不行呢?我在广西访问时了解到,从人道主义出发,当地的汉人让出一部分土地,请他们下山,结果不灵,少数民族不愿下山。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是因为不能适应。在什么条件下能使他们适应呢?这值得研究。1988 年,我到南宁去,南宁附近有一个从山上搬下来的瑶族村,种了菠萝,做了罐头,出口香港,村子也很富。为什么一部分瑶族肯下山,另一批不愿下山,总有个道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靠一句话是解释不通的。要靠大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要使少数民族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这里介绍的一点其他地方的情况,只供你们参考。 至于我们这里走什么路子?我想基本有这样几条:

    一、要搞好交通建设。把造成少数民族地区封闭、落后的根本原因找出来,加以根治,要开放,发展交通。我认为加强交通建设是一个偏方。诸葛亮到四川,看到四周都是山,怎么办呢?他搞“科技”,发明了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这在农村是个大发明。2000年前修公路是不可能的,只有靠独轮车,使用的道路很简陋,但解决了运输问题,打破了四川的孤立状态。我赞成搞一条“川湘铁路”,从重庆到长沙。但搞铁路需要国家投资,建铁路不一定能把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例如:焦枝铁路现在还没有快车,什么原因呢?没有货可拉,货少呀,铁路的利用率就低。陇海铁路通车几十年了,连云港到开封仍然穷得很。路可以修,但修了路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发展。我们要根据山区的实际,想出一些新办法来,能不能搞一些简易的汽车路,2一3米宽,让少数民族群众能把东西运出来,搞成商品公路,解决群众运输难的问题。我们在思想上要考虑一个过渡时期,从低水平的做起,不能看人家搞了高级的,我们也跟着搞,也去修一级、二级公路,我们的山区经济负担不起。

    二、搞商品经济。搞商品经济少数民族历史上没有基础,历史上少数民族大多是自给经济,我在瑶山里看到他们什么也不缺,只缺点盐,有了盐巴,问题就解决了。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不可能提高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必须要搞分工,搞商品交换,要抓好商品流通。我很赞成黔江搞基地建设,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各家各户利用剩余的劳力搞一种副业,产品不是自己消费,而是拿出去交换,换工业品进来。至于搞什么,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自己的“特产”。

    我举几个汉区的例子,河南省民权县把沙地开辟出来了,宜于种葡萄,他们就引进了葡萄,问题是葡萄产多了以后,卖不出去怎么办?后来办了一个酒厂,问题就解决了。每个乡办一个厂,榨葡萄汁,再送到县里的酒厂里酿酒。这样从种葡萄到出酒就形成了一条龙。江苏吴江县养兔子也是一样的情况,头一年情况很好,后来兔毛多了卖不出去,农民一气之下,就杀兔子,后来办了一个兔毛加工厂,有了销售市场,问题就解决了。养蚕也是如此,从蚕到丝绸,再到衣服成品加工,不配套是不行的,要形成一条龙。你们在开始的时候 不要走弯路,一开始就要考虑各个环节的配套问 题。假如你们要养兔,就要办兔毛加工厂,没有技术怎么办?可以同沿海地区联姻,用原料换技术、换教育。如云南宁蒗县办中学办不起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同江苏南通的海安县联合,宁蒗给海安木材指标,海安派教员到宁蒗办学校。他们定了十年合同,效果果然不错,把宁蒗的基础教育搞上去了。

    这个办法同样适用于办工厂。你们山区穷,但劳动力便宜,可以把它转化为优势,吸引沿海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到你们这里来办厂,当年日本、韩国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台湾地区也是如此。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劳动力便宜的地区转移是一个必然趋势。我有一个设想,发展千家万户都可以搞的副业,如养蚕、养牛,以发展庭院经济为基础,让少数民族尝到商品经济的甜头。如果能真正做到人均收人500元了,你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刚才大家都说要搞烟草,我的意见是,在你们过渡时期用它来解解渴,缓和一下财政紧张的状态,是可以的,但不是根本的办法。能不能想个办法,发展什么经济作物。譬如秀山的桐油,历史上称之为“秀油”,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江苏造船要桐油,修房子也要桐油。现在不用了,没有市场了,但桐油里含化学成分极多,是否可以请科学家帮助建立以桐油为原料的工业。这里就有个科技从哪里来的问题。坐等是不行的,要主动去依托大 城市。我在攀枝花时就讲了,要凉山的彝族同胞 紧紧地攀住这枝花,用他们的头脑来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如何用呢?要采取各种措施。例如张家港发展乡镇企业,靠的是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
 
    你们引进科技人员,可以依靠重庆。虽然远了一点,但他们放假可以来,退休以后可以来。提出具体的要求,同他们联系。培养一个专家不知需要多少年,你们培养不起,想办法吸引他们到你们这里来,产品就出来了。我们民盟在搞智力支边,虽然那些专家年龄老了,退休了,但智力不退休,民盟愿意支援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成都附近盟遂(宁)合作就不错嘛。所以你们要与重庆联系,沟通渠道,联系要具体化,他们可以搞智力承包。这样,通过多种方法,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同时又培养了本地人才。

    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大量的实际操作性人才,可以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来培训技工,在短期内 培养一批骨干。从沿海引进技术,抓准市场,在本地培养骨干,只有这样互相配合,才能谈得上发展乡镇企业。否则搞乡镇企业是很危险的,赚不到钱还会赔本。同样,培养人才时还要考虑到民族 成分比例的搭配。

    最后,我谈谈自己思考的两个问题:

    一、过去我们只注重政治上的区域自治,用原来的行政区划来推动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但过去的行政区域同经济区域又不一致,你们毗邻地区4省协作会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育,在实际工作中你们需要交流和协作,可是我们又没有承认它是一个区域,这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还跟不上经济的发展要求,这就出现了一个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问题。这是一个新问题,是发展的结果,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这个值得我们注意。

    二、现在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时,要配合搞出一套发展的思路,新概念、新经验,应当把武陵地区看做一个经济地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经济区域。这启发了我,我想,民族工作的确要区别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少数民族地区,看来内 地民族地区的特点不同于边疆,首先内地是杂居,还有什么特点?要分析,只有弄清楚了,才能使得我们的政策可以区别对待、实事求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工业化的问题。可是你们基础弱,不能一步到位。你们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只搞粮食,要在保农的基础上,积极准备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准备从农产品加工过渡到工业化,把商品向外输出。这条路走通的话,在十年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翻一番,再进一步就是达到小康。

    最后,我要感谢各位给了我很多启发,有些问题我还要好好研究一下,进一步消化。(本文为1991年9月费孝通先生对武陵山区进行考察后,于10月8日在重庆黔江召开的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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