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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经济学家杨再平重温师恩师爱
                      作者:杨再平 信息来源:财新网个人博客


    我这湖北恩施大山区深山老林农民的儿子,上学前那样愚昧无知,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能有今天,真是得益于一路幸遇良师益友,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都有再造之恩! 
 
  譬如,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担任我们班主任并教我们语文课的李美玉老师,对我们所进行的启蒙教育,连同她那美丽的青春女教师形象,至今仍是美好回忆。 
 
  小学四五年级的语文、班主任老师吕家润先生,一段时间还担任过学校教导主任,学校的大标语都他写,其字如人,刚劲有力。他用他那带磁的男沙音,给我们讲了许多红军传奇故事,教了许多革命歌曲,连同他那男子汉的阳刚之美,时常在我脑海浮现。但他出身不好,据说出身地主家庭,文革期间挨批挨斗挨打,我当时看了心里好难受。文革以后他调走了,不知今在何地,健在否?  
 
  四清运动期间,温文尔雅的小学校长熊书弟老师给我们上写字课,我用臭臭的毛笔在自己大腿上写了条“打倒四不清的干部xxx(同桌)”的标语,他气得到我们家去家访告状,让我爸妈好好打了我一顿,还发我跪了一晚,从此我就乖多了。文革期间,小学五年级以后一段时间没学上了,记得也是熊校长在客坊小学基础上创办了初中班,学校改名客坊中小学,我在那里就近上了初中。初中第一堂就是熊校长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那一下就让我对自己的根有了虽然模糊初浅但却深远的认识。 
 
  以后,初中老师中又来了语文老师李美轩先生。这李老师走起路来总像军人一样摔着手,充满激情,有时有些学生也背后学他,他发现了也只是笑笑。他写得一手好行草,公社乃至县里刷大标语办壁报什么的常请他。讲课尤其是讲解毛主席诗词时,他总是那样投入,那样神采飞扬。给我们上《愚公移山》那课时,他让十三岁的我走上讲台,讲“困难像弹簧,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的道理和体会,还让其他老师来观摩,大大增强了我的胆量和自信心。 
 
  稍后,又来了个数学老师李美济先生,高高的,常留小偏头长发,脸部轮廓明显,浓眉大眼,按现在说法叫“很有形”。我的代数、几何知识都是他启的蒙。那时有“代数几何想破脑壳”一说,但他讲得特别通俗易懂。比如他给我们讲“负数”概念时,拿个温度计,说零度以下即负,一下就让我们明白了。他讲几何时总拿着与他高大的身材相匹配的大大的三角尺和圆规,画图求证。这让我对代数几何产生了浓厚兴趣,颇得他赞赏,给我的作业打分也多在90分以上,有时也安排我走上讲台演示,越发让我对解难题有一种斗志。有时在黑板上图画不拢,或求证不了某个命题结论,他自言自语轻声说“圆规坏了”或“三角尺坏了”,有个学生就爱学他说“圆规坏了,三角尺坏了”,把他气得,瞪着眼狠很训了那学生几次。他对学生很严肃,很有师道尊严。但后来(1973年以后)在同校他当校长我当教导主任,我们成了同事后,发现他对同事非常幽默,笑话很多,我们成了好同事好朋友。 
 
  初中毕业后到离家三十里的大堰上高中,又遇上了三位好老师,其中两位,语文老师黄发端和数学老师熊自楚,当过师范老师,文革后期那师范停办了,他们就来教我们,这就是运气呀! 
 
  黄发端老师大高个,总让我联想到刚读过的《水浒传》里英雄好汉的形象。他给我们讲语文课,总是那样高亢,气宇轩昂,又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我记忆中的《曹刿论战》、《触詟说赵太后》、《赤壁之战》、《劝学篇》以及《忆刘和珍君》等名篇,都总是伴随着他讲解的神态和声音。 
 
  记得熊自楚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讲“射线”概念,他在黑板上先画一点,再引一线到最边,带着浓重的荆州口音说:“这条线离开黑板,穿过教室,还要离开地球,到其他星球,到银河,……没有终点,无限延伸!”这番讲解,一下就把我的思维引向了无限的宇宙。他讲数学,总是那样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发现我对数学有兴趣,解题快,就在他寝室门前开了个“习题解答专栏”,常让我把解题过程贴入专栏示范,这又进一步激发了我对数学的兴趣。高中毕业时,他还送了我一本求证“勾股定理”的小册子,我认真看了,增加不不少数学知识。 
 
  另一位老师就是给我们教英语的黄寿芝老师。她从华中师范学院毕业就分配到我们那偏僻的大堰高中,从大城市来了个说洋话的洋老师,又能歌善舞,一下就让我们那穷乡僻壤活跃活泼起来。我开始对英语没有兴趣,有次快考试了,我们几个同学跑到离学校十来里的猫儿坪小镇看电影,结果只考了60分,她以管共青团老师的身份,语重心长地批评了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的我,此后,我努力了,有一次她表扬说我发音还行,还安排我走上讲台演示,这也大大激发了我学英语的积极性。尽管那时教的英语句式多为“I love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 "downwith landlord"……之类,但她教了我们48个音标,这为我后来自学英语考研究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很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我到了北京工作,她到他亲侄儿黄毅(当时在人民银行总行任处长)那儿看到一本《珞珈学子在京城》的书上有我,就从黄毅那儿打听到我,我们又联系上了,真有缘!    
 
  到武汉大学上研究生,又幸遇曾启贤教授。我第一次面见曾启贤教授是1981年。当时我还只是从湖北恩施师范专科学校来武汉大学经济系进修的教师。那是系里组织的一次学术报告会,曾老师介绍他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十成员之一访问美国的感受。在这次学术报告会上,曾老师不仅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学家首次去美国的各种观感,还深刻地比较了东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他那雄辩的经济学家口才和儒雅的教授风度,激起了我对经济学的浓厚兴趣,也使我对大学教授产生了一种崇高的敬意。我当时还不敢想自己未来能做像他那样的经济学教授,但已暗自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报考他的研究生!我并没有告诉他我有这样的想法,当时我感到离他很远,所以还没有勇气跟他面对面说上几句话。 
 
  在武汉大学进修半年回到恩施师专以后,我就积极准备报考他的研究生。1983年初春考试以后,就天天盼望结果。记得在那个鲜花盛开的5月,我终于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复试通知书。我急忙赶去武汉大学参加复试。 
 
  这算是我第二次面见曾教授,实际上是第一次直接面对我1981年来武汉大学进修时敬而远之的大教授。直接面对他的考试,我感到很神圣,也难免感到有些紧张。记得当时他问了我好几个问题,包括问我读过哪些书,订过哪些杂志。最后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回答得不够理想,所以复试完后心里忐忑不安,但又想知道结果,于是便壮着胆子去他家探问。他没有告诉我结果,只是让我跟他到系里走一趟。在去系里的路上,他问了一些我家庭的情况、个人志愿等问题,还谈了他的研究计划,只字未提我是否能被录取。我多么希望他给我一个明确的信号,让我吃一个定心丸! 
 
  我只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恩施师专等待最后的结果。为表达此种心情,我写了一首诗寄给曾老师,诗云:“无才怎能补苍天?有志却要济世穷。此生此愿当如何?今宵今夜实难眠!”             
 
  大约是那年6月下旬,武汉大学给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曾老师的硕士研究生。 
 
  我到学校刚办完报到手续,曾老师就召见我和何宪。记得那是一个秋凉的夜晚,在他居住的珞珈山小木屋前的大树下,他跟我们谈了很多。他分析了我们各自的优劣势和发展前途,说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我们扎扎实实学习,老老实实做人,朝着“教授-学者-思想家”的目标奋斗。这次谈话,可以说不仅确定了我研究生阶段学习的目标,更确定了我人生奋斗的目标。此情此景,仿佛昨晚,让弟子终身难忘。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曾老师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悉心指导我们,对我们要求很严。他要求我们学好现代西方经济学、数学和外语等课程,并要求我们精读萨缪尔森《经济学》英文原著,每周组织一次讨论,读完后写一篇论文。此外,他还给我们讲授了《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考察》、《苏(联)东(欧)经济著作选读》和《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等课程,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同时还引导我们运用东西方经济思想的成果分析社会主义的现实。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们在经济学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以说是终身受用。 
 
  如果说在考上他的研究生之前,我觉得离曾老师是那样遥远,那么此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一天比一天亲密。我们常常在他那珞珈山林中的小木屋里,聆听他如数家珍地评论东西方经济学名流及其观点,聆听他对国内外经济问题的评论,有时讨论到深夜。我们有时也在那间小木屋前大树下的石桌上走走象棋(曾老师的象棋走得很好,我很少赢他)。那间小木屋,不仅成了他向我们传授经济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特定场所,也成了我们师生之间交流思想和感情的特定场所! 
 
  1984年,在他屋前的树林中,我们5个研究生与曾老师一起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端午节。为记下此情此景,我曾填过一首《柳梢青》的词,云:“珞珈小楼,林中余晖,飘香美酒。儒雅教授,风华少年,频举觞斛。楚风轻拂香树,悼诗一弦一柱。满桌国是,纵论天下,未醉而休。” 
 
  1984年9月,曾老师去苏州参加全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讨会,他特意让我陪他去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一个高级别的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是60多位全国知名的一流经济学家,曾老师叫我尽量多地与这些经济学家接触,请他们指教,吸收他们的思想。我理解我的导师的用意,感激之情发自肺腑,同时也暗下决心:决不能辜负导师的期望。 
 
  在苏州开会期间,曾老师工作那样繁忙,应酬那样多,他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晚上单独带我去游览苏州的大街小巷,还请我喝饮料,含着吸管边饮边谈,给我介绍苏州的风土人情和经济发展。那天晚上,我的导师成了我的导游,而我,与其说跟着导师游览了苏州夜市,倒不如说全身心地感受了导师的父爱。那是一个多么美好而令人动情的夜晚! 
 
  当然,最令我崇敬曾老师的,不是上面提到的一位导师对自己的学生父亲般的用心和关怀,而是他在那次会上精彩的发言。在那次会上,曾老师提出了一个“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以其能更好地描述和解释当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际并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而赢得了许多与会经济学家的赞誉,因而在这次研讨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从此,在中国经济学界,曾启贤教授的名字便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析”联系在一起。我的导师在这次会上和以后成了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人物,我作为他的学生当然感到无比自豪。 
 
  苏州会议以后,曾老师便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着手研究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应该说,沿着他的思路,我们在研究生阶段就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 
 
  我1986年6月研究生毕业以后留武汉大学任教,第二年又考上了曾老师的首届博士研究生,继续师从他做研究,并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这期间,在曾老师的悉心指点下,我的研究工作有新的进展和成果。每当我有新的东西发表时,我的这位导师总是感到由衷的高兴,并鼓励我继续向新的高峰进取。 
 
  那几年,也是曾老师思想最活跃和研究成果最多的时期。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题为《总量·结构·政策》,另一篇题为《稀缺与社会主义》,两篇论文均在经济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此外,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家》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他在中国经济学的前沿探索着,冲突着,我们几个学生,紧跟着…… 
 
  然而正当这位经济学家处于思想活跃和创作高峰期时,可恶的病魔却在1989年初无情地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紧握着他的手,想听听他最后的教诲,但他已不能言语,只有微弱的眼光中还有表情,苍白的手指还在微动。这竟然就是我们师生生离死别的时刻,在我的记忆里还时常浮现着那悲惨的一幕:“痛别人世含泪去,拗哭师魂伤心极。松竹枝枝掩师魂,弟子声声哭灵体。怎不怀念小木屋,谆谆教诲深夜里。孜孜不倦经济学,身教高洁傲如梅。”我所敬爱的曾启贤教授离我们而去已21年了。我时常思念他,永远怀念他。有2009年《曾启贤教授仙逝二十年祭》为证:”二十年前江城泣,恩师仙然乘鹤去。弟子怎不忆珞珈,木屋深夜听教诲。名流名著如家珍,独辟蹊径敢先驱。爱憎分明最个性,学者风骨当承继。” 
 
  曾老师仙逝以后,我的博士生导师转请曾老师生前至交好友董辅礽教授担任。他像收养亲友遗孤一样收养了我和宋宁,对我们恩爱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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