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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学岚 感恩于我一路走来助我的贵人
                        作者:覃学岚  信息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前些天看央视一套的“大家”栏目对国学大师饶宗颐(钱钟书先生在世时,有“南绕北钱”之说,钱钟书先生去世后,又有“南饶北季”之说,季当然是指季羡林先生,季先生也曾于我有恩,将在稍后提到)先生的专访,记得饶先生就说过冥冥之中似乎有某种缘份才成就了他今日的辉煌,所以多少信一点似乎也不为过。

    说来有些惭愧,我这个现在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教书匠,当年和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许多农村的孩子一样(应该说我的儿时比现在许多孩子的童年可怜多了,那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不久),小时候家里很穷,直到6岁那年的某一天才在灶屋(厨房)听到爹妈说起要把我送去上学的事儿,这之前,压根儿就不知道世上还有学校这两个字儿,也不知道学校是干什么用的。然后有一天早上,妈做了两个蒿子粑粑,就让爹带我去了学校。刚上小学的那会儿,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连本子(从我爹上学用过的旧练习本上这儿撕几页那儿撕几页拼凑起来的)的倒正都不知道,上学的头几天就是学写“毛主席万岁!”,由于不知道倒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害得我的启蒙老师白传春老师还写了份检讨。

    小学和初中当然也遇到过很好的老师,譬如整个初中就两个老师,一个郑德化老师(现还在傅家堰中学辛勤耕耘),一个龚青贵老师(现在县广播电台工作),他俩就把我们整个初中的课全摊下来了,记得郑老师教我们的语文、物理、政治,龚老师教我们代数、几何和化学。应该说我能有今天,与他们当时帮我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这些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我主要还是想从与我现在所从事的英语教学这方面来谈一谈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人。先从我高中和师范的英语老师张武全老师(现在武汉十四中任教)说起。

    高中时,我读的是理科,虽然英语较好,但从来没想过将来要专门跟英语打交道。直到高一结束时,我都是当时傅家堰高中名列前茅的学生,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吧,当时与我难分上下的大概就算校长的千金(现在湖北社科院工作)了。可到高二后,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见一些头年没考上的同学复读(这些同学离上线也就差个两三分或者三四分的样子),心想他们重读,我干吗就一定非要今年考取呢?(当时够幼稚的吧!)于是成绩迅速下滑,高考成绩下来后,分数还不算太差,考个省中专还是没问题的,可这时一件决定我命运和前途的事出现了。

    我到傅家堰高中取成绩的那一天,一到校就让当时在傅家堰高中被誉为活字典的邓祥云老师的公子(高一同班同学,现在五峰农行工作)逮了个正着,他告诉我是张武全老师让他专门等我的。见面后,他告诉我张老师让我去找他一下。我脑子里一抹黑,但还是去了,原来是张老师要调到县师范去了,县师范要开设一个英语专业班。张老师动员我就去读五峰师范好了。我嘴上答应了,但心里还是多少有些不愿意,因为论分数,我至少也可以上个更好一点的中专。没想到的是,张老师可是留有后手,特意交待带我们去县城填报志愿的刘光启老师再次让我填报五峰师范,我嘴上再次答应了,但还是耍了一点小心眼,趁刘老师不注意时,匆匆地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了“宜昌财贸学校”,第二志愿才填了“五峰师范”,事后才知道财校只招文科生,我那点小聪明,也就白耍了,加上后来五峰师范正好是张老师去提档的,我就理所当然的被五峰师范录取了。回想起来,也许张老师是认定了我适合学英语。

    张老师是武汉外专毕业的,英语水平很好,而且课讲得也非常好,逻辑清晰,严谨。正是师范两年张老师的悉心教诲,才真正使我有了相对较好的一个英语基础。所以首先应该感谢这位张老师。

    五峰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了五峰一中工作,工作的第二年,由于当时初三的同学比较调皮,原来代他们英语课的老师经常让他们气得课上不下去,所以学校让我接手了这个年纪两个班的教学工作,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当时的定性是体罚学生,为此还受到了通报批评。事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老师都认为接下去我将被从一中撵走,有的老师甚至私下对我进行了安慰。可也就在事后的几周之内,我翻译的一篇豆腐块儿的东西赫然登在了一家省级刊物上,后又被外省的一家刊物转载,于是我这个本该遭发配的人,在巴掌大的县城里再次成为了谈资,前两天是因为体罚了县里一个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的千金,这次是因为这篇译作,因为当时在县城里好像还没有谁公开发表过翻译的东西。这次的贵人应当算是这家刊物了。

    转眼到了1984年,这一年春天的某一个寻常的日子,依稀记得一位好心人(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当时五峰一种的邓副校长)跟我透露了一个消息,说当年有两个进修名额。后来一打听还真有那么回事,可惜我已经知道晚了,两个名额都已确定了,但我还是死马当做活马医,找了原先在傅家堰高中当过我物理老师后来又成为一中同事的肖川老师,让他去找当时教育局的罗望卿副局长帮我求求情,肖老师是个天大的好人,去了半天,可惜结果不妙,肖老师倒反过来成了罗局长的说客,做起我的思想工作来了。我见势不妙,决定鼓足勇气亲自去面见罗局长。

    罗局长是个非常平易近人的局长,他把肖老师转告我的那番话又亲口复述了一遍:“小覃,没让你去,有几个考虑,一是认为你水平还可以,二是一中的师资摆在那儿,你走了,谁来替你?”我也是个直肠子,虽然心里觉得罗局长的话并不是在打官腔,而且合情合理,但我还是讲了一番歪理:“其实,水平如何只有自己最清楚,我有几斤几两我还是知道的,您说我现在走不开,这我也承认,但是不去进修就意味着我将来还得让人家顶替掉,与其迟走还不如早走,这么说吧,您让我去进修,我是暂时离开,将来还回来效劳;您要是不放我,那我下学期就自己到乡下去,反正也是一走。”罗局长听了后没做太多的反应,只说了句“可放不放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呀!”看来再纠缠下去也不会有太多结果了,于是我就告辞了。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传来了好消息,罗局长亲口告诉我,经局里讨论,同意让我参加考试,但另两个已经定了,所以决定三个人先初试一下,竞争这两个名额。写这篇东西的时候,罗局长已经离开人世多年了,虽然我与罗局长仅有这么一次交道(他后调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去了),但这个正直的官儿确实是永远应该从心底里感激的贵人。

    县里的初试只考英语,是谁定的我不清楚,但这对我非常有利,因为我高中学的是理,而这次进修考试却要考文,如果初试就按文科的全部科目考,我肯定就没戏了。在一中同事毛启银等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初试顺利通过。

    接下来的一个月,用现在的一个词儿来说,叫“恶补”了一下,不对,应该说是从头把史地学了一遍,人家是复习,我是新学。好在当时年轻,精力旺盛,记忆力也不错,一举通过了进修考试。

    1984年9月进入宜昌师专进修,班上的同学来自全省各地,都非常优秀。山区的孩子似乎并不傻,而且朴实,所以几个月下来,马上赢得了老师的喜爱。有一件事最能体现老师对我的器重了,进修之前填表的时候,我特意问过当时一中的负责人,问我的那个通报批评怎么填,填不填,得到的答复是别填,因为当时对我的处理多少还是有些异议的。所以在“何时何地因何事受过何种表彰和处分”一栏,我就空着了,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不光彩的事儿没填(虽然是请示了的),那光彩的也就免了(其实,我的头顶上一直罩着很多耀眼的光环的,自打小学三年级之后,一直担任班上的主要干部,高中当过班长、团支书、学生会主席、校团总支副书记(书记是老师担任的),师范又当过班长,学生会学宣部长,至于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那样的表彰更是多了去)。这样,也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进修的班上连个生活委员什么的都没捞着一个当一当的。但两个多月后,外语科决定办一份报纸,名曰《中学英语》,老师们就让出任了报纸的主编。当时的班主任,我们管她叫小周[金媛]老师,因为她先生也姓周[力](我们管他叫大周老师,大周老师是当时师专的副校长,代我们英国文学课)。大小周老师夫妇俩都对我英语的进一步提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想到了一件趣事,有一天,科里的老师拿来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一栏写的是“宜昌师专外语科覃学岚副教授收”,而且随后几天的《英语世界》上也出现了覃学岚宣(宜之误)昌师专副教授的字样。所以大家见了我都“教授”、“教授”地喊,弄得我很是尴尬。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我当时在看四川某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时,发现该书出现了一个错误,将一个含虚拟语气的句子讲解错了,我也是多少有些明知故问的意思,当然也不能全然说是没事找事儿,因为借《英语世界》的答问栏正好让其他读者知道这个错误,以免以讹传讹。我寄给《英语世界》的信封寄信人地址上只写了宜昌师专外语科,而且里面也没交代自己的身份,没说自己是学生还是老师,不想负责答问的许孟雄教授想当然地就给我“封了一个副教授”,我后来又给《英语世界》去了封信,声明自己不是副教授。有人肯定会说,你这家伙真够坏的,你这哪儿是纠正错误啊,分明是糊弄人家嘛!是啊,不是副教授,难道是教授不成?!《英语世界》可不是好糊弄的,人家果然没理我的碴儿!(后来我与《英语世界》的原主编陈羽纶先生亦成了忘年交,还请陈先生大人不记小人过。)

    这里提到的许孟雄教授可是一个了得的人物,也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最重要的贵人之一了!

    许孟雄教授,现在且听我慢慢道来。许老整整大我一个甲子(60岁),前些时候播放的电视剧《长征》中惟一提到过一个外语界的人,那便是许孟雄教授。许老和我书信往来大约就是从上文中讲到的那次“副教授”事件开始的。 

    许老的英语十分了得,第一个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倍受Edgar Snow的称赞。许老还译过许多文学作品,如茅盾的《子夜》、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著名翻译家张培基教授曾以“一挥而就,文不加点”形容过许老的译文。还有,90年代初,好像是1992或1993年许老在中国人民大学宜园自己的书房兼卧室里亲口对我说过一件事情,令我记忆犹新:远东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时发现当时的国民党外交部提交的英文上诉材料不合格,于是打回,无奈之下,有人举荐许老担此重任,结果起诉日本战犯的英文诉状都是许老一个字一个字爬出来的。

    1950年初,中国驻南亚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三国大使馆有三位年轻的秘书:一等秘书毕朔望,一等秘书宫达非和三等秘书周南。“江左才子”毕朔望出身江苏仪征望族,其父毕倚虹乃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屈尊”向其求教英语发音,周恩来则在出访途中戏称毕为“同进士出身”。就是这位毕氏,他的恩师便是许孟雄教授,在他看来,许老“的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委实是妙不可言!”而且许毕师生二人还同为中共长江局对外宣传小组的成员,许老曾与陈家康一道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兼英文译员。许老是公认的英语大师,当年曾有“南葛(传槼)北许(孟雄)”之谓。有趣的是,这两位居然都曾与我有书信往来,遗憾的是未能与葛老谋过面。

    就是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师,竟然在看过我的几篇汉译英的习作之后,主动寄来了自己的全家福,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汉语与自己通信达7-8年之久,更有甚者,许老每每都会谦逊地称我为“Fellow English learner”意思是“同学英语的人”,许老自己用汉语写的时候是“英语同学习人”,可见许老的为人。更令我感动不已的是,我在1991年萌生考研念头的时候。曾去信许老问他老人家是否还带研究生,许老很快回信,说他早已退休,不带研究生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老人家竟然在信中说:说句良心话,依你的水平,我觉得你可以到人民大学来任教。(大意如此,手头没有原件,记得当时存放在五峰人民广播电台的张祖诚先生处,也不知还在否)而且没过几天,我还真接到了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主任的罗舜泉教授的信,说有什么要求,尽管跟他们提出来。说实话,我做梦也不敢有此想法。

    许老对我的肯定,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虽然我不算千里马,但许老绝对是伯乐。随后的几年里,我先后撰写了3篇论文,一篇谈翻译的,题为“所指能指模糊与翻译”(收入《中国当代翻译百论》,两篇谈中学外语教学的,一篇发表在许国璋教授主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上,一篇发表在《外语界》上,并于1994年考取清华大学外语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遗憾的是回家办理有关入学手续时,许老撒手人寰。这样一个于我有如此大恩的恩人,我居然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

    许老的鼓励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是需要鼓励的。这一点,我在以前的教学中从来没有意识到,所以在五峰曾经当过我学生的诸位,这里还请你们原谅了,要是我早明白这一点,也许能带给你们的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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