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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先生与土家族研究
                            作者:黄柏权 信息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潘光旦先生188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 1967年6月10日逝世于北京。是我国著名的优生学家、社会学家、 民族学家、教育学家。在生物进化与遗传、优生学、社会思想史、家族制度史、儒家哲学、民族史等方面有独道建树,他曾先后深入到土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对土家、苗、瑶、畲等民族有深入的研究,尤其对土家族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潘光旦先生对土家族的研究始于1952年,当时为了确认土家族的民族成份,中央确定了一批学者调查研究“土家”,分配潘光旦先生研究“土家”历史。通过调查研究潘光旦先生先后写成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等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成为土家族研究的奠基石。潘光旦先生对土家族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运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的结合,研究土家族与研究其他民族相结合,从而开创了土家族研究的新时期。对“土家”的研究最早可以追述到清朝中叶的严如煜所著的《苗防备览》,该书的《风俗考》对湘西“土人”(即土家)的生产生活、语言文化、居住饮食、风俗礼尚等进行了收录和考识。30年代,著名学者凌纯声、芮逸夫到湘西苗区进行调查,写有《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对永保“土人”的语言、习俗等进行了初步探讨,以上研究都把“土家”放在苗族里面,研究者并未注意到“土家”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存在的可能,所以他们的研究未有更多的突破和发现。

    建国初,潘光旦先生接受了研究“土家”历史的重任后,一改以往史家对南方少数民族笼统模糊的研究方法,运用辩证的历史的方法,把历史的记载与“土家”现实的聚居情况结合考察,把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相互参照,把“土家”置于中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将“土家”与相邻民族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追溯了“土家”先民的历史渊源,也找到了“土家”作为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差异所在,论证了“土家”是单一民族的理由。 

    为了追寻“土家”先民的来龙去脉,潘先生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探寻,广泛阅读了先秦史籍、《二十四史》、各代记载南方民族的史籍、地志、野史笔记以及其他文献。摘抄了有关“土家”资料卡片几万张,前后经过四年时间,写出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这篇长达130800字的论著,参考征引史籍50部,地志52部,野史杂记30部,其它经、诗、集、文55部,此外,还运用了严学窘、汪明等人赴湘西的调查材料,从而对“土家”聚居的范围、土家语言、土家人口进行了较为正确的估计和界定。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潘先生把“土家”及其先民“巴人”置于中华民族大历史大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摸清了巴人到“土家”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注意到了巴人融合到汉族和其它民族的历史事实;运用丰富的资料,纵横比较的方法,论证了“土家”与“蛮”的联系性,与瑶、苗、獠的区别,从而为“土家”的确认提供了历史的依据。

    为了了解“土家”的真实情况,弥补书斋研究的不足,潘光旦先生不畏右腿抱残,毅然于1956年夏、冬两次深入到“土家”山寨进行考察,采用听取汇报、小型座谈、个别叙谈、逢人便谈等方式,详细地了解了“土家”的自称,人口及聚居情况、语言及使用情况,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土家”人的民族意识和要求等,调查了解所得不仅论证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观点的正确性,为及时确认“土家”为单一民族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调查研究方法以及对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踏实精神,至今还是后学们所学习的楷模。 

    第二,在族源问题上,第一次提出了“土家”是巴人后裔的观点。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中论证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家”的族源问题。该文分前论和本论两大部分,在“前论”中,潘光旦先生指出:“‘土家’的祖先,在汉代属武陵蛮,在南北朝属‘五溪蛮’,在宋代属‘南北江诸蛮’的一种,是可以肯定的。并用大量史实说明,湘西北的“土家”不是瑶,也不是苗和獠,因为“土家”在聚居地域,语言特征牲、信仰礼俗等方面与以上民族都有差异。 

    既然“土家”不是瑶,也不是苗或獠,那又是什么呢?潘先生认为“‘土家’是古代巴人的后辈”。他说:“巴人的历史是极其悠久的,我们从文献加以追溯,可以远到夏代,乃至和汉人一样的可以远到伏羲氏所代表的传说性的年代。巴人从西北不断向东南迁徙,到夏代与中原有了政治上的联系,西周初年建了巴子国,春秋战国时期与中原诸侯国和族类多有接触,巴子国灭后,巴人以鄂西川东为根据地,向四方散布,隋唐统一,把散布的巴人吸收到汉族中去了。在迁徙过程中,一部分巴人进入湘西北。巴人进入湘西的时间分作三种情况,一是鄂西有巴人之日起,或稍晚一些,湘西北便有巴人;二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族类的强大,特别是楚人、秦人的逼迫,迫使巴人迁入湘西北;三是经常性的迁入。巴人进入湘西北以后,从五代起,巴人的记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土”司,土兵,“土人”、“土家”,从巴人到“土家”的过渡是有连续的,潘先生从巴人与“土家”的自称,白虎崇拜、语言、姓氏等方面论证了巴人与湘西北的“土家”是有历史的延续性的,湘西北的“土家”就是巴人的后裔。 

    潘光旦先生研究的这一结论证明了“土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成“土家”确认的理论基石。不仅如此,关于“土家”是巴人后裔的科学结论不仅为多数研究土家族的学者所接受,而且为当今的考古发现所证实。潘光旦先生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起码的考古材料为其研究提供证据。随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实了在商代有一个强大的“巴方”存在,它所在的地域包括潘光旦先生推测的汉水流域。特别是长阳香炉石文化的发现和三峡库区考古的新发现,足以证实早在中原夏、商、周时期,巴人已在峡江和清江中下游创造了辉煌的巴文化。早期巴文的存在与辉煌,为巴子国与中原的政治联系和各诸侯国的交往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证实了巴子国亡后巴人向西南(即湘西北)迁徙的可能性。所以,潘先生所揭示的巴人是土家族先民的观点至今看来,仍然有其客观的依据。这一结论,也奠定了土家族族源研究的基础。 

    第三,在自称上,第一次揭示了巴人与“土家”的一贯性。潘光旦先生根据历史记载和田野调查资料,运用语音学、地名学、姓氏学、文化发生学等对“土家”的自称第一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指出:湘西北的“土家”自称为“比兹卡”,“比兹”是名称本身,“卡”等于“族”或“家”。“不但湘省以外的‘土家’与不自名为‘土家’而事实上与‘土家’同出一源的一些支派也自称为‘比兹’,并且古代与中古的巴人当时也自称为‘比兹’。换言之,这‘比兹’的自称是先后贯串着巴人与‘土家’,而不是从‘土家’人开始的,再换言之,‘巴’的名称只能代表这一族类的前一半发展过程,而‘土家’的名称只能代表后一半过程,这‘比兹’的名称才代表着他们的全部发展过程。为了说明以上观点,潘先生在史籍中找出大量的与‘比兹’音相近的地名、人名、族名加以说明,如地名中的“平氏”、“白雉”、“必际”、“比节”;人名中的“丕氏”、“班子”(班氏);族名中的“比夷”(复夷)、“比跻”、“毕际”、“鼻息”、“毕”等都与“比兹”相关连。甚至于巴人的鼻祖伏羲与“比兹”有联系。伏羲二字之音,和“比兹”或“比跻”,“比际”是接近的。“伏”与“比”可以相通,“羲”与“兹”、“跻”、“际”至少有叠韵的关系。由此看来,“土家”的自称可以追溯到伏羲,从伏羲到今日的“土家”在自称上有前后的一贯性。 

    为了弄清“比兹卡”的含义,潘光旦先生1956年夏天在湘西北土家山寨调查期间,访问了许多“土家”人。在调查中,潘光旦先生更加感受到“土家”自称的高度一致性,表明这是一群富有共同传统意识或心理素质的族类。遗憾的是,潘先生未有弄清“比兹卡”的含义,土家人自己也不知道“比兹卡”是什么意思。直到今天,“比兹卡”的含义仍然是不解之谜,虽然有人说是“本地人”的意思,无论从巴人到土家族自称连贯性看,还是从其本意诠释都是没有根据的。 

    潘光旦先生对巴人及“土家”自称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为解决土家族的族源问题提供了支持,也为这个民族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提出了依据。 

    第四,在信仰问题上,论证了巴人和“土家”的图腾是白虎。图腾信仰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重要标志,是一个人们共同体联系的纽带。潘光旦先生在研究土家与巴人的联系性的时候,发现二者有共同的图腾信仰。他认为:“老虎在巴人与‘土家’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里占有中心的地位。他从生态环境论述了巴人信仰白虎的原因,认为多虎的环境是巴人信仰白虎的认识根源。虎与巴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巴人不但以虎皮衣木盾,还用虎取名,铸虎于器物上,崇虎还造就了勇敢的民族精神。崇虎的结果,导致了虎与人的等同,人可化虎,虎可以变人,于是产生了白虎信仰。潘先生不仅论及了巴人白虎:崇拜产生的原因和表象,还廓清了巴人崇虎的发展变异脉络,巴人崇虎的发展线条崇拜廪君→白虎神崇拜→白帝崇拜→白帝天王崇拜,“从白虎神到白帝天王,是一个整的发展过程,贯串着巴人与‘土家’的信仰生活前后至少已有两三千年之久。”潘先生以丰富的学识和敏锐的眼光,注视到了贯穿于巴人到“土家”人民精神生活中这条主线,成为确立“土家”族的突破口之一。大量的事实证明,潘光旦先生对巴人图腾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富有创见性和客观性的,后来经过多次田野调查证实,白虎是土家族全民信仰的图腾,作为一种民族的自我意识至今仍残留于土家民众之中。同时,潘老也注意到了湘西“土家”存在着排斥白虎的现象,如巫师赶白虎,阿密妈妈防白虎。他认为,这是江西彭氏进入后产生的一种以龙换虎行为。 

    第五,在语言问题上,指出巴人有自己通用的语言。潘老从全唐诗等作品摘录了11位诗人描写“巴语”的作品,认定巴语存在的事实。并举出“虎”、“鱼”两个名词加以说明。据杨雄《方言》第八说:“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他又结合严学窘、汪明王禹等人的调查指出:“现在我们知道,至少龙山县的‘土家’语称公老虎为‘李爸’(Li-Pa),母老虎为‘李你卡’(Li-ni-ka);‘父’与‘爸’,‘耳’与‘你’,在声音上原是相通的。”[7]通过对比,潘先生认定,称“虎”为“李父”或“李耳”是古巴人的语言,而且此种称法还存留于“土家”语中。 

    他还指出:巴人称鱼叫做“女取隅”,《世说新语》卷七有:“蛮名鱼为‘女取隅’”的话。经过考证,认定这里的“蛮”就是巴人。接着进一步指出,巴语称鱼叫“女取隅”,土家语称鱼为“suoη”,和“女取隅”音接近,他认为这种接近但不相同的情况,也许是当初巴语发音来定型,或是传到“土家”人时已发生了变化。 

    潘老对巴语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虽然当时因材料和时间所限,未能更详尽对巴语进行研究,但他的研究给后来者以诸多启示。经过后来的研究,一些学者不但认为巴人有自己的语言,还创制了“巴蜀图语”。还有学者肯定潘老的观点,认为土家语是在古羌人氏族部落方言──巴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他还对湘西北“土家”人使用土家语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土家语使用面积广,有强固的持续性,内部的统一性很强,表明“土家”语言特征十分明显。

    第六,在家族研究上,开创了土家族历史上家族史研究的先河。潘光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家族制度史家,在家族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潘老也把对家族研究的成就运用到“土家”的研究中。他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的巴人五姓──巴、樊、曋、相、郑以及《华阳国志·巴志》所载的罗、朴、昝、鄂、度、夕、龚等进行了追踪考察,还对田、冉、李、杨、赵、屈、徐、谢、资、蹇、药、廖等十三姓进行了推测考论,通过对巴人主要姓氏的考察,潘老得出结论,“土家”中,至少潭、覃、谭、向、相、度、庹、龚、田、罗等姓是从巴人发展而来的,尤其是向、田、覃等大姓,这种贯串形势更为明显,为了说明问题,还将此三姓在各代中的有名人物列了一份表。 

    潘光旦考察巴人到“土家”的姓氏家族,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土家”的族源问题,其客观效果不仅有助于族源问题的解决,还为研究巴人和土家族的社会组织结构、家族制度、婚姻关系、人口迁徙和分布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诸多启示,似乎可以这样说,潘光旦先生是研究土家族家族制度史、社会组织结构、人口学的奠基人。 

    第七,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各民族团结是主流,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必然结果的思想。潘光旦先生是一个著名的民族学家,他对世界民族和国内民族都有研究,特别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发展振兴,他先后写了《中国民族生命线之东省》(1932年)、《当前民族问题的另一种说法》(1935年)、《民族的根本问题》(1936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的人口问题》(1936年)、《中国之民族问题》(1937年)、《环境制度与民族》(1945年)、《检讨一下我们历史上的大民族主义》(1951年)等19篇文章,对国内外民族问题作了全面关照。潘老把对中外民族研究所得运用到土家族的研究中,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出发点研究土家族,把对土家族研究放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他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引语中说:“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巴人,今日湘西北‘土家’人的一部分祖先也不例外,在发展的过程中,变成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汉人,终于与汉人完全一样,成了汉族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历史研究又必须与汉族,乃至全部中华人民的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总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才有希望把头绪整理出来,孤立地搞是绝对不行的。在祖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里,这样一个族类之间接触,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是从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发展着,我们现在还在过程之中,从人文学的方面看也不妨说,这过程就是祖国的历史。”潘先生不但注意到了许多巴人融合到汉族的历史现象,也注意到汉族人,甚至一些汉官融合到“土家”里面。正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交往、相互融合,才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有多元一体的民族分布格局,在这里已经有了“多元一体”的理论构架,表达了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思想。从这一基点出发,潘先生拥护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主张民族团结。他在《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中对解放以前的“汉族”与“土家”,“土家”与苗家的关系进行分析,他认为,历史上“土家”与汉人、与苗族的隔阂甚至对立是由统治阶级造成的,“严格地说,历史上的这种矛盾是存在于‘土家’统治阶层与‘土家’人民及苗族人民之间,但在不甚理解阶级矛盾的道理的前代,总像矛盾是存在于‘土家’与苗族之间,就是把阶级矛盾完全看作民族矛盾。”

  因此,潘先生主张要对少数民族进行宣传教育,要使少数民族兄弟要客观地对待本民族的特征,若具备一个民族的特征,能够提出平等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对汉族,特别是汉族干部进行宣传教育,要他们克服大汉族主义,接受少数民族提出的合理要求。并结合“土家”问题,阐明了加强民族政策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八,在社会制度方面,潘老已经注意到了土家族历史的几种重要的制度,并作了初步的探讨,他指出:“祖国的各个少数民族成分,在和中原族类接触以前,是各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与领导关系的,而参加组织与处领导地位的也无疑的都是他们的自己人。及发生接触以后,中原统治者开始把自己的权力伸展到他们中间去,形势就起了变化。”由于中原统治者的插入,“土家”地区就先后出了羁縻制度、土司制度、流官制度。潘老关于这三种制度的划分和界定为后来的研究者普遍接受,《土家族简史》就是采用这一观点。虽然只是简单的论述,但他已注意到这些制度与中原统治者介入有关,中原统治者从周初起就欲控制巴人所在地,东晋的桓诞、唐末江西彭氏无不如此,中原统治者的“用夏变夷”术,有时只是形式而已,运用的多是土官;有时甚至是“以夷变夏”,但最终还是改土归流,纳入了中央的统治。潘先生的研究,对研究中国的民族关系、羁縻制度、土司制度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九,最早对溪州铜柱记进行研究。溪州铜柱是国家重点文物,它是后晋天福五年(940 年)楚王马希范与溪州刺史彭士愁战后议和所立,双方将盟词镌于上面,计2100余字。潘光旦先生为了弄清湘西北的民族关系和彭氏的来历,特别对铜柱铭文进行了研究。根据铜柱的铭文,就湘西“土家”地区的风俗、地方首领的权利、社会组织结构、土地所有制、兵役劳役、赋税、司法等情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铜柱铭文所带来的后果进行了分析。尽管其观点有待商榷的地方,但潘老已注意到了铜柱铭文对研究“土家”社会的重要作用,其研究结论对后来研究者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第十,对“土家”形成的时间作了初步界定。潘先生在对巴人的历史进行详细考察后指出:从五代起,巴人的称呼在这一地区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带有“土”字的一些称呼。这种名称上的变化似乎意味着一种新的人们共同体的形成,虽然潘先生没有说明,但以后的研究者根据他的研究,提出了土家族形成于唐末五代或宋代的观点。

    第十一,对“土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提出了稳妥的建议。潘光旦先生1956年夏冬两次深入土家族地区考察,一是欲通过调查充实和改正以往的研究;二是以全国政协民族工作组织长的身份去了解“土家”人的要求和地方对“土家”问题的态度,以便早日确认“土家”族,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两次考察结束后,潘老深感“土家”人要求确认民族成份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强烈要求,所以他在《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和《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中用大量的篇幅就“土家”实施民族自治谈了许多富有见地的看法。还在中央未正式确认“土家”民族成份之前,就提出应对“土家”自治形式及早研究,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土家族被确认为一个民族后,又对土家族自治问题谈了看法。他认为,湘南省境内的“土家”区域自治应先行一步,湖北、四川境内的土家地区则缓一步;关于湘西苗族和土家族是联合自治还是单独自治要慎重考虑,要多协商,不要怕麻烦,不要怕多费一点时间,“要破除成见,心平气和地从事协商,同时要满怀信任我们的政府,在协商的基础之上,一定终于会作出合乎政策而使各方都获得满意的结论来。”潘老的看法与邓小平同志在1950年7月21 日欢迎赴西南地区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致,邓小平多处强调,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要稳当,不盲动,要跟他们商量,用协商的办法去解决问题。[15]潘光旦先生在对待“土家”民族地区自治的问题上的主张,既符合中央的精神,也切合土家族的实际。80年代土家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步骤完全是按潘老的建议进行的,表现出一个学者的远见和洞察力。 

    第十二,就进一步调查“土家”进出了很好的建议。潘光旦先生虽然着重研究的是湘西北的“土家”,但他在研究过程中已感到除湘西北外,湖北的西南部、四川的东南境、贵州的东北境也是“土家”的居住地。他还未到“土家”地区调查之前就对“土家”的分布作了界定。1956年调查后,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的正确性。为了彻底弄清土家族的分布及其他情况,为整个土家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作准备,潘老极力主张进一步调查土家族。他与向达教授在1957年3月18 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联合发言中呼吁,尽快组织力量对整个湘鄂川黔边的“土家”地区进行调查。他们认为:全国人大赴湘黔调查组应建立一个分组,“提前把工作开展到湘境以至毗连湘西北的川鄂地区。这样一个分组的工作应即规定以‘土家’与其他巴人的后裔为对象,除和其他调查组一样,就这一地区的民俗与社会性质做比较长期的调查以外,应配合地方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工作,先解决两个问题:①湘、鄂、川,乃至黔等四省边区,除已填报了的‘土家’人外,没有填报而准备填报的究竟还有多少;②他们所聚居与散居到底地方究有多大,究有几块。这两个问题与区域自治有最直接的关系,必须首先解答。”]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们的建议未能完全实现。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恢复和落实,中央和地方组织力量对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土家族地区进行调查,恢复了这些地方土家族的民族成份,并建立了1个自治州、9个自治县。这些工作的开展和落实,仍得力于潘光旦先生等人所做的基础工作。

    此外,潘老在研究“土家”的同时,还对苗、瑶、畲等族的历史有所涉足,并提出富有创见的观点,为南方民族研究提供了参照。 

    潘光旦先生对土家族的研究不仅奠定了土家族研究的基础,还迎来了一个新的民族的确认。在潘光旦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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