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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奇镌 中国泥盆纪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信息来源:张家界新闻网


      田奇镌,字季瑜,男,土家族,1899年2月13日生于湖南大庸县(现张家界市),1975年9月15日逝世于北京,中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

    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历任湖南地质调查所技师、技正、主任、所长,中国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大学矿冶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委院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南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南地质局副局长兼特级总工程师、全国矿产含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兼总工程师。195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田奇镌中国泥盆纪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著有《中国石炭纪海百合化石》、《中国之泥盆纪》、《湖南泥盆纪腕足类》等专著。 
  
    1955年,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为前清秀才,母为书香闺秀。田奇镌在弟兄5人中排第4。他和兄弟们都受到很好的家教。他7岁入私塾,10岁时入大庸县城松梁书院上小学。13岁时在长沙上中学。17岁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翌年北上首都,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田奇镌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又与大家一起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公馆。5月5日,他参加街头宣传,被捕入狱10多天,后在各方面爱国进步力量声援下,胜利返回学校。 

  1919年秋,田奇镌升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本科。1920年,李四光及葛利普来该系任教,田奇镌深受他们教导,对地质学兴趣更浓,更加勤奋,曾连续3年以优异成绩获湖南省教育厅颁发的奖学金。 

  1922年冬,田奇镌与同班同学一起去北京昌平县南口进行毕业实习,他们用了3个星期,测制了地形图和地层剖面,采集了化石和岩石标本,最后完成了毕业论文。田奇镌的毕业论文是《南口震旦系之地层层序和古生物》,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该区震旦系地层不整合覆盖在“五台系”古老片麻岩与片岩之上。这是他的第一篇论文,对于中国北方震旦系标准剖面之一——南口剖面之研究有一定的创见。他毕业时,该文即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 

  1923年秋,田奇镌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即考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实习员,次年升调查员。在该所工作的3年里,他主要调查北方煤田地质及进行石炭二叠纪化石(镌、腕足类、海百合类等)之研究,还参与了大型工具书《地质矿物学大辞典》的校订工作。 

  1927年3月,湖南省地质调查所成立,经翁文灏推荐,田奇镌回家乡湖南参加该所之工作,在那里工作了23个年头,历任调查主任、技正、主任技正、代所长、所长等职。其间,他于1933-1941年兼任实业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1941-1949 年兼该所特约研究员。1928-1940年及1947-1949年兼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他实际工作地点是在湖南省,以该省地质调查所为主,他在极度困难的环境里,使该所之工作蓬勃开展、硕果累累,成为解放前省级地质调查所中的优秀单位。他本人对湖南区域地质、矿产地质作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他积极从事基础地质,主要是古生物学和生物地层学的研究,基于他对湖南泥盆纪生物地层学的研究,奠定了我国南方泥盆纪地层分类基础。1934年获得了第3届“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1940年获得了首届“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 

  田奇镌对腐朽的旧社会深恶痛绝。1948年冬,田与中共地下党联系,表示要保护全所财产,迎接解放。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后,田与长沙各界人士联名通电全国,拥护人民政权,受委派继任湖南省地质调查所所长。他还应邀参加了10月1日开国大典的观礼。他满腔热忱,决心为新中国地质事业贡献全部心力。1950年他被调往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资源勘测处处长、中南地质调查所所长,工作重心面向整个中南区。同年,他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组专门委员,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1952年,地质部成立,田奇镌任该部中南地质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55年,田奇镌被调往北京,历任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兼总工程师,地质部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全国地层委员会委员。他致力于全国地质科学技术的管理、组织与领导工作,取得很大成绩。1956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地质部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和关怀。 

  田奇镌还积极参加了地质外事活动。他于1954年、1960年2次访问匈牙利。1956年他应邀赴苏联伯力参加远东地质会议,作了《中国震旦系》的报告,为苏联地质界所重视。1957年他奉派赴越南民主共和国主持铬矿勘探工作,受到胡志明主席接见,并获越南政府颁赠的友谊徽章。 

  田奇镌也很热衷于学术界的社会活动。早在1920年,他上大学时,就与同学们一道,积极筹创成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并积极参加该会活动。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他即为会友。他参加工作后,即为该会会员。他几十年热心会务,历任该学会《地质论评》编辑(1936-1941年,1943-1947年,1949-1951 年)、《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版)编辑(1942年)、《地质学报》编委(1952-1956年)、学会理事(1938-1940年,1962-1976 年),学会编辑委员会委员(1957-1976年)。 

  田奇镌热心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地质事业上的光辉成就也深为党和人民所信任与敬重。他于1957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9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田奇镌作了大量区域地质和矿产地质调查研究工作。1923年秋至1927年春,田奇镌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先于1923 年冬与赵亚曾、王竹泉调查了河北临城煤田,对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地层作了详细研究。1924年春,他又同赵亚曾调查了河北磁县与河南彰德县六河沟一带煤田地质,详测了上石炭太原统地层剖面,并采了镌类、腕足类、海百合类等化石。这两次考察都有详细报告发表。在该所工作期间,他还与翁文灏、赵亚曾、钱声骏共同校订了重要的工具书——我国第一部《地质矿物学大辞典》(杜其堡编纂,193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20年代后期,他初到湖南地质调查所时,先后与刘季辰、欧阳超远调查了常宁县水口山铅锌矿,与王晓青调查了湘潭县上五都锰矿,与王及郭绍仪调查了益阳县板溪的锑矿、湘乡县梓门桥等地煤矿及新化县地质矿产,都取得很大成绩。30年代初,他在该所已处于业务领导岗位,因而参与并主持了若干更大规模的综合研究课题。他参与了湘中六县的区域地质调查与填图工作,最后主编出版了《湖南长沙、湘潭、衡山、衡阳、邵阳、湘乡六县地质志》,并附1/25万地质图,被认为是我国早期测制的精度较高的区域地质图件之一。在此书中,他初步建立了湘中泥盆系的地层系统,其所创地层名称“佘田桥系”、“锡矿山系”等沿用至今。他又倡议和主持了湖南全省铁、锰、钨、锑、铅、锌等重要矿种的矿产志之编纂。为此,他亲赴各有关矿山、矿区进行实地调查,考察开采沿革、现状、矿床地质特征、规模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先后主编出版了《湖南铁矿志(第一册)》、《湖南锰矿志》、《湖南钨矿志(第一册)》。著名矿床地质学家谢家荣曾对其中的第一部著作有以下评述:“综观全书,调查精密,叙述详明,插图照片亦清晰可观,对于学术问题之探讨,经济资料之搜集,俱属扼要详尽,确属中国经济地质学上一重要贡献也”。他还筹划并参与了粤汉铁路株州至宜章附近全长400公里的区调(1/50万)和矿产调查工作,其成果出版了《粤汉铁路线长坪段地质矿产报告》一书,对粤汉铁路沿线之工业布局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田奇镌积极领导该所调查湖南矿产资源,为抗战开发之用。1938年秋,他受湖南省政府沅陵行署委托,率湘西矿产探查队工作了一年多,对该区30多处矿产地的地层、构造、矿床地质特征作了详细研究,最后将所完成的16篇报告(其中田奇镌单独写的有2篇,与他人合著的有5篇)汇编成《沅陵行署矿产探查队报告书》。 

  田奇镌还经常应省内和相邻省区有关矿山、煤窑、砂金开采地的邀请,为勘查矿产资源以及矿山建设提供咨询意见。其中比较主要的有江华锡矿,沅陵、桃源金矿,锡矿山锑矿等等。他通过上述调查,取得了大量实际资料,发表了若干重要论著,有:《论湘西黔东汞矿之生成与产状》、《湖南金矿之展望》、《湖南之煤矿》、《湖南之矿产》等等。这些著作不仅对湖南及我国南方工业建设起到“先行官”的作用,而且大大丰富了我国经济地质学宝库。 

  田奇镌曾任教于湖南省立克强学院、湖南大学矿冶系,共历时五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地质矿冶方面的人才。他调离长沙时,将家藏图书(多为自己著作)全捐赠给湖南大学。 

  除了在学校教书育人而外,田奇镌更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对青年进行传帮带,以利于他们更快地成长。他首先以自己对地质事业的热爱与奉献精神去感染、教育年轻人。例如他对刚到他身边工作的廖士范说:“来所里做事,既不能升官,又不能发财。你如果想升官发财,请不要来!地质调查所不是旅馆,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愿意来,一定得干完三年。……三年以后你如果还能干下去,我劝你这一辈子就干下去,不要改行了……”廖士范深受教育,后来果然热爱地质事业,成长为有成就的地质学家。在日常工作中,田奇镌总是热情指导年轻同事,在室内为他们解决难题,在野外为他们讲解地质现象及理论,工作的各个环节都与大家和衷共济,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共同进步。在他身边工作的年轻人都成长得很快,不少已是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如刘国昌、边效曾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工作需要,田奇镌被调到地质部门的领导岗位,负责科学技术业务管理工作。1950年5月,他在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召开的第一次资源勘测会议上所作的3个报告,即《中南区地质概述》、《中南区矿产概况》、《湖南省矿产资源概要》,深受代表及领导重视,被誉为是结合理论与实际的报告。他在武汉工作的5年中,对中南地区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的规划、部署与实施进行了全面指导,有效地领导了中南地质调查所及其所属开封、武昌、长沙、南昌、广州5个分所科研工作的开展。他曾多次去大冶铁矿,研究、规划该矿及其外围的地质勘查工作,并积极努力为“武钢”解决铁、锰及其他有关矿产资源问题。 

  田奇镌调到北京地质部地矿司及全国储委担任领导职务后,先后主持和参与制定了数十种地质矿产勘探规范,审查、审批了各工业部门提交的各类矿产资源储量报告,主持并参与了铬、镍、汞、金等重要矿产的全国性地质工作会议。参与许多重大地质技术问题的研讨(如不同时期地质工作的方针、任务、工作重点,地质工作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国家急缺矿产资源勘探的突破,重大技术项目的引进等等),并经常深入重点勘探基地和重要矿区、矿产地的视察、检查与指导工作。 

  田奇镌对地质工作质量问题极为重视,他认为必须保证各个工作环节的质量,才能取得可靠的地质资料与数据,探明更多更好的可供工业利用的矿产储量。他尤其对某些勘探队由于储量任务压力过大而违反勘探程序、造成浪费等问题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50年代后期,有人提出要对建国以来采用的苏联矿产储量分类规范进行大破大立,甚至提出要降低高级储量比例和放宽勘探网度。田奇镌认为在某些方面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加以修订是必要的,但必须充分考虑地质依据,慎重从事,尤其重要的是保证勘探质量。他也很重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与合理开发。有的冶炼厂不注意矿石中伴生有益组分的回收,群众乱采滥挖往往破坏矿产资源,他对这些现象深为忧虑,并提出意见。他还对解放初期把已经营多年的金矿突然停办一事提出过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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