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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汉生将军与贺龙、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四位元帅的交往
                               作者:肖光畔  信息来源:人民网


   在群星闪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廖汉生将军沉静低调,并不是一个明星式的人物。他平静淡泊、老成持重的性格,也许和他一辈子从事政治工作有关。廖汉生将军晚年曾咏诗回忆他的革命生涯:“五十四载着戎装、参政又是十年忙”。在长达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廖汉生与众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结下了生死友谊,其中他与贺龙、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四位元帅的交往,引人瞩目,令人回味。

    一、贺龙元帅:前辈、革命的领路人

    廖汉生将军是湖南桑植樵子湾人,与贺龙元帅老家洪家关仅仅是一山之隔。将军的父亲廖兰湘,是樵子湾十里八乡闻名的读书人,毕业于湖南广益师范学校,后回乡以教育为业,设馆授徒,传播新文化、新知识。1916年,贺龙刀劈芭茅溪盐局,两把菜刀闹革命,在湘西北声威日壮。贺龙慕廖兰湘之才,多次诚意相邀,共赴军中。廖兰湘遂一改初衷,投笔从戎,从此廖家与贺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廖汉生第一次见到贺龙,是一次看过兵。一次,贺龙的队伍从廖汉生家门前的大路上过路,少年廖汉生和几个伙伴们趴在路边看过兵。这是走过来一个身材魁梧、蓄着“一字胡”军官。军官问:“你是谁家的孩子,还敢看过兵?”廖汉生回答说:“我是廖家的。”军官又问你父亲叫啥名字?廖汉生如实地回答了。这个身材魁梧、蓄着“一字胡”的军官就是贺龙。这是少年廖汉生第一次见到贺龙。一日,在贺龙军中的廖兰湘要请假回家,说是给大儿子汉生订亲。贺龙说:“我给你做个媒吧?”“那当然好啦。”廖茂才顺势应承下来。这样,贺龙就把二姐贺戊姑的女儿萧银银说给了廖汉生,结下了一门亲事。1921年,廖茂才病死贺龙军中。廖汉生孤儿寡母生活非常清苦。在贺龙资助下,廖汉生得以在桑植县立高等小学、常德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读书。

    1927年,大革命的风浪传到湖南,也传到了湘西山区。廖汉生和他的同学一起在樵子湾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到处贴标语,喊口号。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非常浓重。廖汉生受到当地土豪劣绅的追杀,遂加入贺龙大姐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从1927年到1933年,廖汉生在贺民英游击队长达7年之久,转战在湖南桑植、湖北鹤峰一带四门岩的大山中,过着艰苦非人的生活。1933年,由于游击队队员许璜生叛变告密,反动民团偷袭鹤峰洞长湾游击队营地,贺龙的大姐贺民英、二姐贺戊姑英勇牺牲。廖汉生和游击队员徐焕然向贺龙报告了这一惨讯,也坚定了与土豪劣绅血战到底、报仇雪恨的决心。贺龙任命徐焕然为鹤峰第4游击大队大队长、廖汉生为副大队长。同年10月,廖汉生调入红三军团。在红军队伍中,廖汉生迅速地成长起来,先后担任红3军政治部秘书、7师党委书记、9师政委、6师政委。1933年,在贺龙、关向应的介绍下,廖汉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时,廖汉生年仅24岁,已经老资格的红军师一级的将领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廖汉生担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政委。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战场,为120师打出威风的雁门关大捷,就是贺炳炎、廖汉生直接指挥下取得的。八年抗战,廖汉生先后还参加了齐会歼灭战、陈庄歼灭战、晋西北夏季“反扫荡”战役和百团大战。1941年,廖汉生到延安八路军军政学院、政治学院学习、1942年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在延安,廖汉生在贺龙夫人薛明的介绍下,认识了四川姑娘白林,结为夫妻。白林也是非常有个性的,为了区别于自己三个著名的哥哥杨闇公、杨尚昆、杨白冰,她从来不说自己姓杨。1944年,廖汉生参加由王震、王恩茂领导的南下支队,任南下支队第五干部大队政委。抗日战争胜利后,廖汉生任江汉军区副政委、政委和中共江汉区委书记。1946年4月调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不久奉命返回延安。解放战争开始后,廖汉生任晋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参与指挥晋西北战役。1946年11月,廖汉生任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率部开往陕甘宁边区整,执行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的光荣任务。1947年7月,中央前委在靖边小河村召开会议,决定将西北战场分前后两个摊子,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共同经略。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贺龙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地方部队及后方工作,习仲勋任中央西北局书记,主持地方党的工作。廖汉生此时担任西北野战军一纵政委,属于野战部队,归属彭大将军直接指挥。解放战争期间,贺龙主要是主持后方工作,后期又带18兵团入川,解放成都。解放后,西南军区缺干部,贺龙从西北要了一批老弱病残的老部下入川,比如贺炳炎、余秋里等,而廖汉生则作为精干,留在大西北。

    由于廖汉生与贺龙元帅有深厚的渊源关系,是“贺龙嫡系的嫡系”。文革中,林彪集团阴谋迫害贺龙元帅,同时要 “削其羽翼”。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自然被打倒,被秘密关押长达五年之久。

    对贺龙元帅而言,廖汉生是晚辈,是部下,是学生。对廖汉生而言,贺龙是前辈,是长者,是革命的领路人,。廖汉生在回忆录中说“我跟随贺龙同志几十年。从小孩时候起,贺龙就是我心中崇拜的英雄。他送我读书,带领我参加工农武装斗争,介绍我入党,指挥我战斗。我始终认为:没有贺龙就没有我廖汉生的今天”。正是在贺龙的影响下,青年学生廖汉生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硝烟中成长为一名战功赫赫的开国将领。

    二、彭德怀元帅:有威可畏、有德可怀

    红军长征时期,彭德怀是红3军团的军团长,廖汉生是红二方面军的师政委。同在革命阵营,但从来没有见过面。廖汉生第一次见彭德怀,是在1937年8月。当时,廖汉生和八路军120师716团团长宋时轮在陕西富平进行抗日出征前的整编和训练,彭德怀前来检查工作。宋时轮、廖汉生把团部的房子腾出来让彭德怀住了几个晚上。听说彭德怀很厉害,廖汉生、宋时轮都对彭总敬而远之。
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大部分是红二方面军和120师发展而来的,是贺龙的老部队。靖边小河会议后,贺龙“改行”专管后勤,野战部队归彭德怀指挥。与贺龙宽和直爽的指挥风格不同,彭德怀严厉而有些急躁的指挥风格,使这些将领一时难以适应。在挺进大西北的过程中,出现不少小摩擦。1947年10月,西北野战军1纵、3纵攻打清涧,遭到国民党守敌廖昂的顽强抵抗,并向胡宗南呼救。国民党29军刘戡赶紧从延安率5个半旅来救,形势非常危急。清涧城中的耙子山久攻不下,716团团长储汉元英勇牺牲。这是,彭德怀打电话来,向贺炳炎喊道:“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贺炳炎正为此伤脑筋整,也喊起来:“部队伤亡大,有困难。”接着两人就在电话中吵起来了,贺炳炎把电话筒也摔了。

    1947年8月,一纵奉命攻打榆林。榆林位于晋陕绥边界地区,濒临长城和沙漠,是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发的战略要地,由邓宝珊第22军和胡宗南第28旅及保安队1500人驻守。西北野战军围城2天爆破登城没有成功。胡宗南急派36师回援榆林。久攻榆林不下,廖汉生心情很槽,彭德怀打电话来,话没有说两句,就开始骂人:“一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廖汉生本来就郁闷,一开始还在解释,最后干脆对骂起来。最后,廖汉生一摔电话:“妈个X的,让你看看贺龙的部队是什么样子!”随后,廖汉生带上警卫连,到榆林城附近选了一个有利地形,看了看表说:“今天,我就要让野司看看,我们一纵是什么部队,就这一个连,最少也要挡住追兵一两个钟头。”贺炳炎一看,怕出闪失,亲自带上一个营增援,打退追兵,全身而退。

    1948年5月,西府战役后,在陕北洛川上基镇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春季攻势和西府战役以来的情况。彭德怀主持会议,林伯渠、贺龙、王维舟、习仲勋参加了会议。当时,西北野战军将领与彭德怀的磨合情况,引起了贺龙的焦虑,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协助彭德怀迅速解决这些问题。”5月初,贺龙带上中共元老林伯渠,首先赶往“有问题”的西北野战军三纵(司令员许光达)。在纵队党委扩大会议上,贺龙严肃批评了个别旅干部“不团结的问题”(不服从彭德怀指挥)。针对西府战役,有的干部“埋怨彭德怀的战役的决心有错误”, 贺龙严肃批评四纵(司令员王世泰),认为“这次战役中,纵队领导对下面分散兵力,不执行命令是知道的”。由于一纵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在会议上,彭德怀说:“我们的粮食没有准备,边区的粮食也很困难。敌人要是继续追赶,我们退到延安也不会安全,就非要退过黄河去。”他批评一纵没有意识到危险,走了。这件事的起因,其实是彭德怀越级指挥造成的。廖汉生心里一直有气,会场上把彭德怀的意思听错了,当场就争辩起来:“什么叫有意识的?”。会后,把一纵的领导留下来,开了个小会,林伯渠、贺龙、王维舟、习仲勋都参加了。几个领导严肃批评说“一纵仗打得不错,工作有成绩,作风纪律较好,连着受一些表扬,就骄傲了,听不进批评啦!”贺龙说:“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去那里筹粮,就应该坚决执行,不管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不坚决执行是不对的。彭总说了,就是命令。”会后,西北野战军进行整训。贺龙又深入一、二、三纵,进一步做思想工作,要他们“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和指挥”。

    当时,西北野战军一些将领对彭德怀批评人过于严厉的确有意见、有看法。为了帮助大家正确看待批评,林伯渠还专门讲了如何认识彭总。他问道:你们知道彭总怎么叫的‘德怀’吗?”大家不能回答。林伯渠说:“古人讲,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就正是这样的人。”对廖汉生而言,林伯渠既是党内元老,又是父亲的好友。林伯渠的话引起了廖汉生的深思,他和其他将领一样对彭德怀的认识更加深刻、全面,执行命令也就更加坚决。在此后的荔北战役,一纵因为作战有功,受到了野司首长的通电嘉奖。

    1949年6月,一野在礼泉县召开前委全体会议。彭德怀宣布,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的发展,原18、19兵团已调归1野建制,现在1野要成立1、2两个兵团,每个兵团各辖三个军,叫委员们提出具体方案。会议沉默了好一阵,没人发言。性格直爽的廖汉生打破沉默,说:“这个问题好办。1、2、7军组成第1兵团,3、4、6军组成第2兵团,司令许光达、政委王世泰。”彭德怀问:“你干什么?”廖汉生回答:“我还在1军嘛。”其实,当时的预定方案,廖汉生是出任第1兵团或第2兵团政委。廖汉生自己将自己删掉了,放弃了“升官”的机会。

    在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一路西进,势如破竹。兰州战役歼灭青海马步芳集团3.6万余人,国民党反动军队主力已经消灭。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第一兵团挥师解放青海。廖汉生出任青海军政委员会主任,主持青海军政大计。西北全境解放后,彭德怀制定了三年发展规划。朝鲜战争爆发后,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前往朝鲜战场。1952年,廖汉生到北京看病。当时朝鲜战争局势稳定了,彭德怀秘密回国治病,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北京,廖汉生去拜见了彭德怀,彭德怀推荐廖汉生出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后来廖汉生又当选为西北军区党委第五书记,前四位书记是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马明方。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当时在北京任职,马明方在陕西,由廖汉生主持西北军区全面工作。1954年,廖汉生在山东半岛观摩军事演习。在铁路公务车上,彭德怀告诉廖汉生他即将任国防部副部长。廖汉生深为惊恐。半个月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签署的任命书下来,廖汉生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同时被任命的其他六名副部长是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廖汉生是最年轻的副部长。1955年授衔,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是大将,萧克、李达是上将,唯有廖汉生是中将。在1955年第一批授衔的175名中将中,当时廖汉生的职务是最高的。1955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的调令,廖汉生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两年后毕业。廖汉生毕业后,即接刘伯承元帅出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学员一毕业就担任院长的,这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样也反映中央对廖汉生的看重和重用。廖汉生屡受重用,当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的欣赏和重用分不开。

    笔者读《廖汉生回忆录》,认为该书言辞简洁、客观公正,不溢美,不隐藏观点,即便对丁盛这样犯了重大政治错误的人也是以同志相称,客观叙述。在回忆录中,廖汉生对彭德怀有一段非常动情也非常客观的评价:“彭总对革命忠心耿耿,对人民敬若父母,对同志们坦诚相见,对个人自省我身。他性格耿直,刚正不阿,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从不存个人私心。他治军严格,又爱兵如子,从不搞特殊待遇。他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从不顾及个人情面。他嫉恶如仇,从不姑息。”

    1958年,全军批判“教条主义”,廖汉生对当时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的领导方法提出了批评意见。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时候,廖汉生等西北解放军将领虽然相信毛主席是正确的,但在会上对彭德怀“揭发”情况不多,议论也不热烈,总是达不到会议的要求。

    廖汉生是一个性格直爽、襟怀坦白、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人,在性格、人品上,他与彭德怀有相似之处。

    三、刘伯承元帅:是长者,更是良师

    对刘伯承元帅,廖汉生早就闻其大名,但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人仅仅匆匆见过一面。那是1936年8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刘伯承来到红二方面军,任红军大学校长。红军走出草地出击甘南的时候,因敌情突变,廖汉生率领第6师18团赶到总指挥部受领新的任务,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刘伯承。刘伯承正和贺龙、关向应在一起,共同向廖汉生下达了任务,并招呼廖汉生吃了一顿饭。饭后,廖汉生受命率部阻击敌军。不久,刘伯承也离开了红二方面军。建国以后,廖汉生仅仅在几次开会见过刘伯承。1954年5月,时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廖汉生参加中央军委组织的在职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有机会聆听刘伯承讲课。廖汉生回忆说:“那时我已经是刘院长的学生了,对他的教学水平和指挥才能有了直接的体验。”

    1955年,全国军区进行重大调整。西北军区正式划分为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张达志、冼恒汉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王恩茂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已是国防部副部长的廖汉生借军区调整之机,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到南京军事学院读书去。1954年12月,廖汉生正式调离生活、战斗了二十多年的大西北,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军事学院院长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元帅。

    战役系第1期是著名的“将军系”。战役系的52名学员,都是由中央军委直接选调的,多数是从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领导岗位上抽调来的,还有一批在高级速成系学习的军长转来。当时志愿军副司令杨得志是学员兼系主任、系党支书记;炮兵司令陈锡联是学员兼第1组组长;国防部副部长廖汉生是学员兼第2组组长;驻外大使谭希林是学员兼第3组组长;总参作战部部长张震是学员兼第4组长。

    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廖汉生担任学员兼第二组组长。当时,南京军事学院学员的居住条件还行,但是教学条件非常差。战役系的教室就是临时搭建起来的棚子。夏天太阳一晒,热得像蒸笼;冬天的西北风一吹,冷得像冰窟。南京是四大火炉之一,由于酷热难当,战役系的学员们上课时的军容军貌随便一些,那也是自然。刘伯承来参加战役系的讨论会,穿着笔挺的军装,扎着武装皮带,军人姿态一丝不苟。这影响了廖汉生后半辈子。多少年后,廖汉生还把刘帅的一席话经常挂在嘴边:为将者,夏不张伞,冬不着裘,己身,不令而行;己身不正,有令不行。

    当时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员大体上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学院建立后自己培养出来的,即从基本系、政治系毕业的年轻师、团干部中选拔出来的适合教学的同志留学任教,主要教授军事和政治课程;二是解放以后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主要教授科学文化和外文等课程;三是原国民党中起义投诚、被俘的高级将领和高级技术人员,主要教授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技术兵种和军事地理和军事历等课程。

    战役系的学员,都是战功赫赫、当时级别最高的将领。当时在教员和学员之间就形成了一些特殊现象:下级教上级,老百姓教军人、没胡子的教育有胡子的、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反革命的教革命的。

    在一堂外文课上,一个年轻的教员先后3次叫学员兼系主任杨得志回答问题。杨得志规规矩矩地站起来回答。这是没胡子教有胡子的例子。

    当时军事学院有一批将领是起义、投诚过来的国民党旧军官。比如,国民党的兵团司令郭汝瑰、快速纵队总指挥蒋铁雄、海军舰队司令林遵等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担任教授会的主任、副主任。“败军之将教常胜之师”,尽管战役系的学员们都是高级将领,但是不服气的情绪难免存在。“这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范例。

    当时军事学院还聘请了一些苏联教官。学校的教学体制和教学内容基本上都是借鉴苏联军事院校的,学习的重点是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教材大多是从苏军的条令、教令和战例中翻译过来的。当时有的学员对学习外军经验兴趣不大。甚至向苏联顾问当面提出:你们在卫国战争时期那些仗,打得跟我们差不多嘛。

    对学员们的种种思想反映,刘伯承心里十分清楚。他严肃地说:“你们光是知道用小米加步枪能打败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加大炮。这还不够,对于正规化和现代化,你们又懂得多少?要虚心学习,不能像跛子赶强盗——睡到床上喊!”
在刘伯承的大力倡导下,南京军事学院提出的学习方针是“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在继承和发扬我军传统的基础上学习苏联现代军事科学。

    战役系的52名学员,来自不同的山头。有的是刘伯承的老部下,比如陈锡联、秦基伟、张震,但多数不是。大家对刘伯承既能打仗,又会办学,感到非常佩服。刘伯承元帅当时年事已高,一只眼睛早就打瞎了,另一只眼睛患青光眼,视力不好,看东西非常费劲,还亲自编教材、亲自上课,使学员们非常敬佩。

    军事学院建院五周年时,刘伯承颁布授奖令,对全院优秀的教学单位、教员和学员进行表彰。战役系不少学员被授奖。杨得志、张震被授予一等奖;廖汉生、吴克华、林浩被授予二等奖;孙继先、左良被授予三等奖。

    两年半的学习生活,使廖汉生感到收获不少。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在两年半的学习中,我们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政治的基本理论,又懂得如何在进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既全面总结了我军在历次战争中的丰富经验和典型战例,又充分了解外军作战的样式及其特点;既理顺了下决心、做部署等一整套正规作战指挥程序,又学会了在现代条件下诸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

    战役系的学员毕业后,有的回到原工作岗位,有的到了新的单位。这时候,廖汉生抱着从西北来到西北去的态度,想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一职。王恩茂是新疆军区司令员、政委兼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廖汉生想替他减轻减轻负担。但是等来的命令却是接替出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这着实让廖汉生吓了一跳。刘伯承是首任院长,是战功赫赫的元帅,中外有名军事家。接替刘伯承,廖汉生想都不敢想。他向征求意见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一再推辞。趁在北京出差之机,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了自己的想法。萧华第二次找廖汉生谈话,口气严肃地说:“要你当院长,你就当,不要管院长是元帅还是中将。”廖汉生知道这是中央军委的决定,再推辞也无益,只得忐忑不安地去上任。学员一毕业就当院长,这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是罕见的,也是廖汉生将军的殊荣。

    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廖汉生在日记中郑重地记载说:“今天是担负新工作的第一天。这是学习毕业后的第一天,是从政治工作该做军事工作的第一天,也是做军事院工作的第一天。”

    出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以后,廖汉生处处向刘伯承学习,以刘伯承为师。他把历年来老院长刘伯承亲自制定的各种文件找来,认真阅读,在工作中认真执行。刘伯承当时因为日趋严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疾病,长期休养治疗。廖汉生始终十分敬重这位老首长,除了逢年过节到他家里慰问,平时也时常拜访,遇到重大事情或拿不准的问题就主动登门求教。这使刘伯承的的办学思想的、办学风格得到了继承。

    廖汉生出任院长后,面临着“非党教员”的授衔问题。所谓非党教员,指的是原国民党军官出身的教员,为回避历史遗留问题,改称“非党教员”。廖汉生出任院长后,当时正值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之际。这个问题变得非常棘手、非常复杂。为此,廖汉生和张震副院长专门南京北极阁刘伯承家中,征求他对“非党教员”授衔的意见。刘帅谈了两点意见:一是对“非党教员”的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要心中有数;二是要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和策略。在刘帅的指导下,廖汉生很好地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1958年2月8日,南京军事学院1000多人参加了隆重热烈的授衔典礼,向从国民党军中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139名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廖汉生代表国防部宣读了彭德怀元帅的授衔命令,分别向这些同志从上尉到大校的军衔。这些曾经是敌对阵营的军官激动得热泪盈眶。

    廖汉生出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期间,正值政治运动空前高涨的时期,军队出现了“反教条主义”的重大事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学习了许多苏联老大哥的经验。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混乱,随后出现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引了中国共产党的震惊和反思。1956年4月,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中论述了学习外国经验与坚持我国实际的关系,提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经验,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运。当时,在学习苏联经验中,的确有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做法。

    1957年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大将率工作组来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工作组批评南京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

    1957年12月,廖汉生接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刚刚3个月,到北京参加全军第七次院校工作会议。会上,就是否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如何看待教条主义、如何反对教条主义,一些看法和分歧比较大,甚至唱起了对台戏。会上,廖汉生明确表示,不赞成唱对台戏。

    1956年9月,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期间,廖汉生出席了中共八大。1958年,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这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同一届召开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廖汉生参加了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四中全会。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成为会议主题。在会上,训练总监部和南京军事学院被职责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和“教条主义的大本营”。由于廖汉生到军事学院时间不长,对他没有什么批评的。会上,对南京军事学院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刘伯承被点名批评。廖汉生回忆说:“八大二次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刘帅因病请假。来京参加会议前,我特意到刘帅家中,准备和老院长谈一谈中央会议和军委会议将要讨论为题的意见,以便带带会议上。不巧的是当天,刘帅去汤山温泉治疗没有见到。”

    在小组会议上,有人提出要刘帅到会,听取意见。会后,有人跟廖汉生说,要求刘帅到京参会,以免被动。当时会议批判的气氛越来越浓,调子越来越高,把矛头直接对准刘伯承,似乎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不仅有错误,而且有罪。在这样的情况下,廖汉生打电话给张震副院长,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并表明意见:“请告诉刘帅不要来北京,他身体不好,可以请假,有话可以由我们转达。”

    6月12日,廖汉生作为院校小组副组长参加了主席团扩大会议,并向主席团转达了刘伯承对“反教条主义”的三条意见:一、南京军事学院开展反教条主义制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二、要以毛泽东思想为工作指针,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三、政略决定战略,战略决定战役,战役决定战术,也就是必须政治挂帅。同时,廖汉生对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和军委扩大会议的领导方法问题,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

    会议开到中间,主席团传达了毛主席对开好会议的指示:方针是分清是非,不追究责任。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与大小会议相结合。毛主席还批评会议“温度”不够,说“不开好就不散会”。主席决定召集全军师级以上单位的负责同志来京,扩大到1400人,重新划分19个小组。在病中的刘伯承元帅被中央派专人请到北京开会。

    6月21日,举行全体大会。会议改在了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主席、中央和军委的各位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部到会。6月23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召集小组汇报情况,进一步谈了教条主义的几个问题,提出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当天晚上,抱病前来京开会的刘伯承元帅前来召见杨得志、陈锡联和廖汉生。刘帅非常坦诚提出因病不能天天到会场去,要杨、陈、廖三人帮助他们了解会议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以便做好检讨发言,检讨内容主要集中在教条主义方面。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任务之重可想而知。廖汉生晚年在回忆录中说:“望着老院长诚挚的神态,听着他沉重的话语,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老院长压给我们的担子太沉!我本不愿意接受,可是又无法推辞。”廖汉生遵照刘帅的嘱托,把大家的批评意见进行整理和归纳。廖汉生本来是要当面向刘帅汇报的,因为要主持小组会,只好交代军事学院的秘书长余伯由和办公室主任阙兴隆代他向刘帅转达。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直到晚年,廖汉生的歉疚之情在回忆录中还隐约可见,足见其正直坦白的品格。

    当时在大会上,有人发言时一方面猛烈批判过去军事学院存在的教条主义,一方面对继任的正副院长廖汉生、张震大加赞扬,这没有让廖汉生沾沾自喜,而是“感到别扭”。

    7月10下午召开大会,刘伯承元帅抱病来到会场作检讨发言,接着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作检讨发言。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全军普遍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南京军事学员是运动的重点单位。在原领导班子中,刘伯承元帅因病休养,陈伯钧调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时任党委第一书记、政委的钟期光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他提出让廖汉生担任党委第一书记,有人附和,遭到了廖汉生的断然拒绝。在整风中,廖汉生坚持恢复正常教学秩序、防止运动扩大化。晚年,钟期光将军在回忆录中说,在廖汉生院长和我的主持下,会议通过的最后决议的结论相对还是实事求是的,肯定了建院以来,学院的工作是在不断发展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并列举了成绩在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虽然也写了“学院几年来的工作,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这种错误属于方针、路线的错误”,这是在当时不得不戴的“帽子”,但是没有上纲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错误。”

    1959年1月,刘伯承元帅奉命调往北京,离开那天正是南京军事学院建院八周年纪念日。晚上9点,廖汉生率南京军事学院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到下关长江渡口,送别刘帅北上。在瑟瑟寒风中,廖汉生伫立长江边,目送刘帅乘坐的渡轮驶向北岸,情不自禁地慨叹道:“老首长,没少受罪啊!”

    四、叶剑英元帅:这样做,是为了党的利益

    在漫长的革命时期, 叶剑英长期在总部机关和白区工作,是有名的“叶参座”, 而廖汉生是长期在一线作战的将领。彼此之间,交往不多,也不熟悉。1946年,参加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廖汉生,被抽往北京军调部工作,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到几天,军调失败,廖汉生告别叶剑英,仍然回到晋西北的山区打仗。文化革命前,叶帅长期主管军事训练、教育工作和军事研究工作。廖汉生在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和北京军区政委期间,曾经多次参与由叶帅主持的一些基本条令、条例的编写、审定工作,也和叶帅有些接触。

    “9.13”事件后,林彪集团覆灭。叶剑英元帅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支持下,解放了一批又一批的老干部,想方设法进行妥善安排。党的十大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为贺龙元帅的平凡昭雪过程中,廖汉生与叶剑英联系逐渐密切。此后,在南京军区政委的任上,廖汉生听取叶剑英正确指示,以清醒的头脑处是非之地,在打倒“四人帮”的历史关口发挥了重大作用。

    文革后,林彪集团疯狂迫害贺龙元帅,同时“削其羽翼”,将廖汉生秘密关押长达五年。“9.13”事件后,毛主席多次说要给贺龙平反。廖汉生被放出来后,叶剑英奉毛主席之命来看望他。1972年7月,廖汉生被解除关押之后,没有安排工作,当了一年多的“员外”。

    1973年8月23日,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来看望老战友,他很认真地问廖汉生:你愿不愿意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我当院长,你当政委,我俩再次当伙计。廖汉生十分感动,也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当即表示:行,只要能干点工作,就可以。宋时轮向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此事,叶帅说,这样办好!你们主动要廖汉生当政委,我在军委就好说了。在叶剑英的努力下,经毛主席批准,1973年12月20日廖汉生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常委。

    1974年元旦,宋时轮和廖汉生给叶剑英去拜年。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中,叶剑英突然神情庄重地对廖汉生说:“毛主席说了,贺龙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随即又问了贺龙亲属的情况。

    从叶帅家里出来,廖汉生和夫人白林都非常兴奋。后来廖汉生在回忆录中说:“贺龙问题搞错了 ,这是多年来,我们除了林彪摔死之后最好的消息。”

    1974年1月7日,军事科学院政委王树声大将病逝,1月9日在301医院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周总理也赶来参加。仪式开始前,周总理把廖汉生叫到一边说:“要给贺龙同志恢复。毛主席说了,贺龙的问题搞清楚了,这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搞清楚了。主席讲了几次啦。主席很关心,我们也很关心!”并交代说,你回忆一下,将几个问题核对核对。周总理提到了周逸群、李仲公、熊贡卿等人和事。

    4个月后,廖汉生接到周总理办公室赵炜秘书的电话,赵说,总理现在要亲自抓一下贺龙同志平反的问题。谷志标曾经写过材料,讲1934年春节过后,熊贡卿来红3军是你接的。你了解这一段情况,总理要你写一段有关事实情况的材料。第二天上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廖汉生伏案疾书,如实地写了这个问题的材料,并送总理办公室。

    3个月后,1974年9月14日下午6时,叶帅通知廖汉生到他的住处谈话。叶帅告诉廖汉生,中央正在起草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最初的代拟稿是由张春桥等人组织起草的,送叶剑英、邓小平阅后,他们不满意。又组织人马弄了个代拟稿,叶剑英仍然很不满意。他毫不掩饰地说:“这份代拟稿的末端——关于贺龙同志的评价部分,写得太平淡。”并郑重地交代廖汉生说:“交给你一个任务,你来写一个对贺龙同志看法的材料。”

    当时,廖汉生颇带怨气地说:“我不写。因为我和贺龙关系的问题,把我关起来关这么长的时间,过去审查我时,讲我是贺龙的亲信,要我写材料交代问题,现在又要我写这个材料。”叶帅接个话题说:“正因为这样,就要你写。”接着,叶剑英回顾了贺龙元帅光辉的革命历程。随后,叶帅非常坦诚地说:“我和贺龙同志几十年来,个人关系并不是很好。但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为了党的利益。”

    叶帅这番话,令廖汉生非常感动,感到于公于私都没有理由拒绝,于是欣然接受了叶帅交给的任务。

    从叶帅住处出来,廖汉生立即驱车到贺龙夫人薛明家里,将叶帅的话一字不少地告诉她。接着廖汉生、薛明又告诉了贺龙的老部下王震、王尚荣。不一会儿,王震夫妇、王尚荣夫妇赶到薛明家里,大家一起商议如何来写对贺龙同志的评价。

    第二天,廖汉生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根据毛主席当面对贺龙评价的3句话:“革命是最坚决的,是拥护党的,是有群众的”,并结合自己的印象,写出了“我对贺龙同志的看法”一文。9月16日,廖汉生将所写材料送到叶帅住处。叶帅将廖汉生写的材料批给中央负责同志传阅。

   1974年9月29日,党中央发出了的[1974]2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文件是“文革”中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恢复名誉的第一个文件。

    10月中旬,叶帅请廖汉生到住处,先是询问兰州军区几位负责同志的看法,再是询问了军事科学院传达25号文件的情况。叶帅不无遗憾地说:“文件对贺龙的评价不高。现在只能写到这样的程度,不然不好说话。人们会问,既然贺龙同志这么好,为什么过去对他那样整。”并告诉廖汉生 说,他写的那篇材料已经交给纪登奎,保存到中央办公厅。叶帅的遗憾,虽然为贺龙恢复了名誉,但是还不能充分反映贺龙同志革命的一生,不能完全肯定贺龙同志的革命功绩。其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能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不容易。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元帅逝世6周年之际,举行了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叶剑英主持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致悼词。当时,廖汉生已经调任南京军区政委,叶帅点名要廖汉生到北京参加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

    1975年2月17日,廖汉生调任南京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19日,叶帅接见廖汉生并明确地说:南京军区存在派性。因此,你去以后,不能随意表态和急于表态,对自己做介绍时,对于文革中曾被打倒的那一段可以概括说有“错误”,不要谈其他问题,接着又对军队精简整编、干部落实政策问题,谈了指导性的意见。最后,叶剑英连声对廖汉生说:“要大胆工作,中央支持你。”廖汉生又去见邓小平,请求他对南京军区工作的重要指示,邓小平谈了华东几个省市的派性问题,告诫说,对派性问题不要表态,更不要陷入其中。最后,邓小平意味深长地对廖汉生说,你过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要保持这个,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同时你要谨慎。

    带着叶剑英、邓小平等首长的指示,廖汉生清醒的头脑处是非之地,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方针”,下部队、跑海防、一心扑到部队建设上。

    1975年6月下旬到7月中旬,廖汉生和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会议的最后一天,叶剑英作总结讲话,他在讲到遵守纪律时,格外严肃地讲了一段话: 过去林彪把持军委办事组不遵守纪律,乱发文件。

    “913”事件后,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常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要乱发文件,但是现在也有个别同志不遵守纪律,个人发起运动,以后部队对这类事情要顶住。叶剑英虽然没有点名个别人是谁,但廖汉生清楚指的就是江青等人。

    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剑英还把廖汉生、丁盛叫到西山驻地,郑重地说:“毛主席多次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的,批评他们搞四人帮、上海帮,不要和上海的一些人走得太近,不要参与到他们的活动里去。”廖汉生当即表示,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指挥。廖汉生后来回忆说:“叶副主席的话,使我对四人帮的问题有所警惕,联想到邓小平副主席对我说过,你是有角的,要保持,我开始有意识地对四人帮的一些倒行逆施行为进行抵制。”

    1976年金秋十月,在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党中央派了一架飞机将上海、江苏和南京军区的负责人接到北京,当晚开会通报:“四人帮”被扣起来了。北京的事情解决之后,党中央立即把关注的目光放到上海,要廖汉生防止上海出乱子。此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如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堵塞上海与外界水陆交通、占领广播电台的计划已经制定出来,有人叫嚣:“豁出去干了!”有人犹豫:“等等再说。”

    次日,廖汉生受命匆匆飞回南京,连夜召开会议,迅速部署防护方案,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稳定。由于党中央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有出一点乱子,“四人帮”的阴谋就被彻底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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