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伟坦白八年异国摄影路 他让张艺谋也感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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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中国摄影家协会网站
他说自己因吃巧克力太多变胖了，那双眼却还执着如旧。
他与张艺谋、顾长卫、张铁林等当今的影视大腕儿是电影学院同班同学。
如果说张艺谋们的鲜花盛开于梦幻般的虚构，那被西方称为“0．45米邓”的摄影家邓伟的掌声则滋长于现实的根须，他的镜头魔法般让杨振宁、李光耀、基辛格、卡扎菲等蜚声世界的名人概念，通过菲林和显影液定型为生动的画面。
三卷本《邓伟日记——八年》最近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在书的序中，张艺谋写了一件小事：1988年老同学肖风在新疆拍一部电影，他从镜头里发现数公里外的雪山上有一个人影在走动。雪山上空气稀薄，积雪很深，那人走得很慢。他用镜头推上去，想看看是谁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那儿溜达，他惊讶地发现那个人是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邓伟。同学们问起邓伟究竟那天在那做什么时，他说，“我在磨炼我的意志。”人们哄堂大笑。张艺谋说，“我也跟大家一起笑，但我的心里忽然多了份深深的感动。”
在国外的日子对他来说就是一连串的想不到：在他幼年与李可染学画时，他没想到有一天会有人在他脸上涂鸦，并被唾上一脸口水；在他聆听钱钟书、茅盾等大师谈笑风生时，他没想到有一天为了挣到几个糊口的英镑而低声下气求越南老板给自己点烫衣服的活儿干；在他站在电影学院为学生答疑解惑时，他没想到有一天要节约到只能徒步上班，途中对着那些为小鸟提供的面包而羡慕不已……他的工钱被老板列入最低档，与剪线头的黑人妇女相同，且时常被各种理由克扣掉。当张艺谋携葛优、巩俐在戛纳的灯红酒绿中等待评委宣判的时候，邓伟，正默默地在一家公司干着贴标签的“美差”——至少不用烫衣服扫厕所了，至少他能边用指甲快速地剔下旧标签边扫一眼录像带中的电视画面了，为当年那部很叫座的电影《青春祭》当摄影，那似乎是上世纪的事了，与他完全无关。
在新街口一带的一片四合院中，邓伟说之所以把采访地点约在已无人居住的老宅，是因为那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一切都没变样。”他说。只是那屋里父母的笑容与温暖不再，拍完中国文化名人肖像，父亲去世；拍完世界名人肖像，母亲也走了。
摄影——自费拍名人卖掉了所有家当
记者：1990年出国是以什么名义出去的？拍名人有赞助吗？
邓伟：当时英国艺术画廊邀请我出去。无论是拍国内还是国外名人，我从未拉过赞助，所有的拍摄我都是自费的。
记者：费用来源于哪儿呢？
邓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电影学院留校教书，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同时我在上大学时就开始给《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中国青年报》、《大众摄影》等报刊投稿，或是文字或是图片，多则挣十块二十块少则五块，用来支付拍摄费用另外我父母还支持我一点钱。最后当我出《中国文化人影录》的时候，我把自己用的桌椅板凳都卖了。
记者：有人怀疑你所付出的价值？为了近距离接触名人，一个大学教授去从事纯体力劳动，是否有些不值？
邓伟：以前我从事的职业是电影，而电影人物都是带有假定性的，没能让我真正接触社会。出国后我发现人类生活的美好，虽然我的生活很苦，但最大收获是开始研究各种人，我真正从内心喜欢上摄影是我走出国门甚至是走上打工之路后，《中国文化人影录》尽管完成了，但出去后我才知道名人肖像摄影是摄影的一个分类，是一个学术研究与实践的重要科目，这在我学校当老师时都并不知道的。另外以前也没接触这么多底层人物和故事，他们本身就给我许多勇气。
日记——习惯来自《雷锋日记》
记者：三本书近七十万字，且都是日记体，你有写日记的习惯？
邓伟：从小也写过，一是受我父亲影响，二来与读过《雷锋日记》有关。1978年上电影学院时，利用课余时间为钱钟书、曹禺、茅盾、萧乾、俞平伯等人拍肖像，当时他们讲了许多趣事是镜头记录不了的，我就记下来。但真正写日记是在我1990年出国后，到国外发现一切事物都那么新鲜，使我有了连贯记录的欲望。从1990年5月31日飞机起飞那一刻开始，已经有14个年头了，一天也没间断过。不管是遇上天灾还是人祸，包括生病住院，我都没停过，因为有太多感动我的事和人刺激着我，根本就停不下来。
记者：为什么要把这14个年头中的8年展示给大家呢？
邓伟：1990至1997年实际上是我拍摄的一个段落，是用相机进行的静态拍摄。自1997年后我使用了许多影视的手段为名人拍摄，制作了《邓伟看世界》等节目。早在1999年我刚回国，江西美术出版社出过名为《邓伟日记》的书，发行量超过了十二万册。当时从我拍摄的一百多位世界名人中选取了五十多位，文字部分选用了我拍摄这些人时当天的日记。现在这三卷本与当时完全不同，比如卷一全是写我打工的生活日记，甚至原来我想叫那卷为《从教授到打工仔》，我就是想把这个反差写出来。后来为了连贯性，出版社把这个过程统一为三卷本，详细叙述了我的拍摄过程。
辟谣——成功不是沾了名人光
记者：你怎么评价这本书，书出来后听到的反响怎样？
邓伟：这本书其实是我八年拍摄生活大揭秘。许多人都说虽看过一些记录海外打工生活的书，但没见过这么一个完整描写从底层到成功的过程的，我从一个烫衣工到进入皇宫拍照，这种理想的实现过程和反差让他们惊讶。因为尽管打工的苦是我在国内没想到的，但我画面中都是快乐向上的。
记者：什么人会喜欢读它们？
邓伟：分几类吧，一是在国外工作的白领，与我有类似经历；二是儿女正在海外留学的父母，他们想让子女看了受鼓舞三是一些工作生活不如意的人，从我的艰辛打工生涯中看到向上的动力。
记者：有人说你成名是沾了拍名人的光，你承认吗？
邓伟：我不承认是沾名人的光。在出国前我已是北京电影学院讲师，拍过电影《青春祭》，拍电影也可以有很好的出路；我的《中国文化人影录》也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甚至有人找我拍明星挂历，其实无论走哪条路我都能挣到很多钱。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生活条件根本不成问题，我没必要靠拍名人赚钱。事实上我也不只是拍名人，只要是能激发起我内心感触的人和事我都拍。在英国有一次我去街上买便宜菜，在街口看到一部老式劳斯莱斯汽车，发动机一览无余，却被擦拭得极干净，车上有一张广告画，是卡扎菲、曼德拉，撒切尔夫人、戈尔巴乔夫的特写，他们与汽车轮子一样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我一下来了灵感掏出小相机拍了下来，放到作品集中了。另外我也拍摄了许多反映中国民间文化的照片，比如门框胡同等。
记者：拍世界名人时选取人物的标准是什么？
邓伟：我首先要拍的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其次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做出过贡献或有影响的人，包括促进世界和平等，再就是一些自然科学领域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如杨振宁、陈省身等。
辛酸——做家教得到一脸口水与硬币
记者：打工生活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些事？
邓伟：我挣钱就是想为拍摄做准备，目标非常直接。我做过很多工作，包括给人家做佣人。我本来在一对银行家夫妇家负责搞卫生，甚至要烫他们的短裤袜子。他们让两个五六岁的孩子跟我学书法。为增加孩子的兴趣，我教他们画中国脸谱，后来他们就往我脸上画，画完后俩小孩看着那些夸张的色彩很兴奋，就往我脸上吐口水，为了生存我都忍住了。最可气的是银行家夫人。尽管他们家地上铺着镶金钱的波斯地毯，可给我发工资时却给我一堆碎便士，我去银行存点就得像卖报的人一样手拿一大堆零钱。虽然没少给我一分钱，但我感到了她从骨子里的歧视。改变来源于那次BBC播放中国影片《青春祭》，当时除了摄影，我还扮演了一个小角色。第二天我正在他家打扫卫生，小孩说“昨天的中国电影里有一个人好像是他演的”，母亲马上不屑地说，“那怎么可能是他这种人呢？”我告诉她，说那个人不但是我演的，这片子的摄影还是我。她吃了一惊，从此再也不敢给我零钱了。
记者：如果英语好些可能少吃些苦头吧？
邓伟：是的，出国最初的两三年是我最累的一段。英国中英文化学会也想帮我介绍工作，但我英语不好没去成。以前朱光潜先生曾说，“等你到了国外英语自然就会了”，可到现在我英文还是不好，购物、看病等简单会话能听懂，摄影专业术语还行，其他包括采访名家都得请翻译。比如我拍基辛格，我请人当翻译，拍完刚出来人家立马就跟我要钱，我得付费呀。还有一次我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尔丁拍照，本来请了一位马来西亚人做翻译，可他临时有事没去，我白给他买了一张火车票，花了好几十英镑，他的失约为我造成了很大损失。首先英文不行与人家没办法进行专业交流，其次我打工一两天的钱都挣不出这张火车票。
遗憾——邂逅戈尔巴乔夫与霍金，未带相机
记者：最遗憾没拍到的人物是谁？
邓伟：其中一个是戈尔巴乔夫。我通过中间人联系拍照的事，他身边的人给我一箱威士忌，因为海关有规定不能超过两瓶过关，我拒绝了，后来又要钱，张口就是五位数以上的英镑，我就没拍成。
巧的是有一天我经过英国唐宁街，一辆小轿车驶过来，我的直觉告诉我是戈尔巴乔夫在里面，车停下来了，我跟他说HELLO，他摇下玻璃冲我招手，那个距离正是0．45米，可遗憾的是我身上没带相机，只好与他擦身而过。 另一个是霍金，我通过剑桥的朋友与他联系过，前后更是写过不止八封信。后来工作人员说要拿钱，且要以分钟计，尽管我相信那不是霍金本意，他不是用放大镜看钱币上女王头像的人，但因为渠道不畅通，只得继续等待。 一次英国国家美术馆举办展览，我去看，一个奇迹出现了，霍金正坐在推车里由他夫人推着过电动门，我马上用英文叫他的名字，他停下来，我说我想拍他，但我今天没带相机，能否弥补遗憾，由我推他进去，他用手动车上的按板，他夫人理解了他的意思，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小心地推着他上坡，我想起了在农村劳动时推粪和在工厂推重物时师傅告诉我的，要抓住了别松手，我甚至想如果失去平衡我就赶紧抱住他。
记者：现在您的作品有的已经卖到了上万英镑，也在英国买了房子，有了自己的公司，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成功？
邓伟：我不能说自己成功，我只是很幸运，自己可以做想做的事。我下一步还是延续现在的生活工作状况，来往于英国与祖国之间，一句话，继续做我喜欢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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