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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梅
——访《民族文学》杂志主编叶梅
作者: 许鑫 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对我而言,这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与文学相伴。”

    叶梅说这句话的时候,天空中正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2007年6月20日的午后,在北京后海附近的一个老四合院里,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的主编、土家族女作家叶梅,用她富于质感的声音向记者回忆着自己的人生经历。窗外是北京6月的闷热多雨季节,水滴拍打着窗扉,远处隐约滚动着一串串的雷声,而叶梅娓娓的追忆和爽朗的笑声,却将我们带到了遥远明媚的清江之畔。

    文学梦,萌发在那遥远的鄂西

    叶梅祖籍山东,50多年前,她的父亲随同刘邓大军南下湖北,母亲是一个做过童工、性情刚烈的土家族女子。1953年年底,当叶梅的父母作为工作队成员,正在山村进行土改之时,他们的爱情结晶降临了。父母给刚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房广兰,这是叶梅小时候的名字。当时湘鄂西的土匪十分猖獗,常有落单的工作队员被土匪杀害于山间。幼小的叶梅时常被母亲挑在箩筐里走乡串寨,大概从那时候起,这片土地上湿漉清幽的山水便印进了她幼小的心灵。

    在叶梅的童年记忆里,父亲是一个沉默内向、寡言寡语的男人,而母亲却是一位擅长讲故事的慈母。在湘鄂西乡村的夜晚,昏黄如豆的灯火下,她习惯了在母亲轻声细语讲述的一个又一个故事中沉沉睡去。

    12岁那一年,小叶梅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受到冲击。面对一夜之间四周横眉冷对的目光,她躲避到了外婆家,名字也被母亲改为叶梅。外婆的家在长江三峡边倚山而立的巴东县城,城中的房屋都是吊脚楼。外婆的小木楼简单而温馨,小叶梅在这里又重新找回了童年欢乐的时光。还是在这一年,外婆的小儿子,叶梅的小舅舅大学毕业,回到了巴东。在叶梅的记忆里,小舅舅是一位虔诚的文学爱好者,曾经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我一定要当文学家”的誓言。但是就在小舅舅回来的第二天,不幸意外地发生了。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去长江边游泳,却再也没有回来。伤心的外婆从此终日坐在木楼里喃喃自语,半夜里常常拿着灯守候在叶梅的床头。一老一小厮守在悲伤的老屋里,时常被苦闷和恐惧所缠绕。

    就在那些苦涩的日子里,一丝阳光却突然在不经意间照亮了小叶梅的生活。她在小舅舅的床下发现了几个被钉死的木箱,小叶梅费尽力气打开了其中的一个木箱,一排排整整齐齐的书在对她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笑面人》、《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个新奇的世界倏然出现在她的眼前。

    沉湎在书中的时光悄然而逝,16岁那年,和当时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叶梅收拾行装,背着行囊前往陌生的乡下插队落户。她和同伴住在一道山梁上的小屋子里,那里离最近的人家也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一天辛苦的劳作之后,回到昏暗的小屋,思乡的心绪悄然爬上心头,对前途的迷茫更是让叶梅满腹惆怅。幸好还有书。

    小荷才露尖尖角

    插队下乡时,叶梅的行李里藏了不少当时的“禁书”:《红楼梦》、《西游记》、《青春之歌》……到了乡下之后,她又从当地的小学老师和会唱山歌的老人那里,偷偷借来了不少线装书和手抄话本。多少个夜晚,油灯映衬下的小屋,叶梅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劳累和愁苦。

    乡村的岁月里也有欢乐的时刻。在一些月光如水的晚上,邻近的姑娘小伙子会随着一阵牛角号响,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叶梅小屋前的场坝里,打“花锣鼓”,唱山歌,欢笑伴着节奏和歌声,融进青春的夜晚。

    1970年,叶梅被招入湖北省恩施县文工团,学习大提琴演奏。一年之后,她进入文工团创作组。当时最流行的文艺作品是样板戏,在那几年,叶梅也创作了不少作品供文工团排练演出。文工团当时的名称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要上山下乡进行演出。几年下来,叶梅的足迹遍布鄂西地区,在行走的过程中,她才真正地认识了农村,认识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1978年,叶梅进入湖北省恩施县文化局创作组工作,担任专职创作员。根据自己在生活中汲取的素材和体会,1979年,利用业余时间,叶梅完成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香池》,她把这篇小说投给了文学刊物《长江文艺》。

    在人生的河流里,叶梅的那只船从此改变了航向。

   《香池》描写的是一个农村少女在“极左”的贫困环境中,险些被坏人拐卖,最终被善良的人所救的故事。故事的原型来源于叶梅在走山串寨的生活中所遭遇的真人真事。小说的结局是朴素而美好的,尽管有的读者觉得这样反而削弱了现实意义。
沈从文先生在《湘行散记·鸭窠围的夜》里曾经这样描写道:“天快黄昏时落了一阵雪子,不久就停了。天气真冷,在寒气中一切都仿佛结了冰。便是空气,也像快要冻结的样子。我包定的那一只小船,在天空大把撒着雪子时已泊了岸。”沈从文先生文字中出现的“雪子”显然不是一个常见的用词方法。可是在这里,读来却令人分明地感受到雪落的质感和冰冷的孤独。这湘西冬天的雪子,穿越了时空和地域的隔阂,落在每一位读者的心头。

    叶梅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与湘西毗邻的鄂西地区的作家,在她的第一部小说《香池》初稿的字里行间,也跳跃着不少类似的词句,她笔下的人物会用方言说到:“你要把话说清白!”这里的“清白”,就是普通话里“清楚”的意思。难怪《长江文艺》的一位编辑在读了她的小说之后,一见面就问叶梅:“你读过沈从文的小说没有?你的文章有点沈从文的味道。”

   “沈从文的味道?”当时的叶梅并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那时候的她还没有意识到沈从文的份量,她更不会知道,当时的北大课堂上,有的年轻学者极力推崇沈从文的时候,还会遭到愤愤不平的抗议:“这么说沈从文?没有听说过!”

    那是1979年,沈从文正慢慢地从历史的阴影中回到文学舞台的幕前。在遥远的鄂西,一个初谙世事的小姑娘刚刚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历史的转身辛酸而沉重,个体生命的蜕变却充满着快乐的轻盈。

    写作不是生命的目的,是过程

    小说《香池》发表于《长江文艺》1979年第9期,从那以后,叶梅的生活与文学开始密不可分。湖北省武汉市首义路的省委第二招待所,成为叶梅非常熟悉的“另一个家”。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叶梅经常住在这里写作改稿。各种各样的“笔会”和“学习研讨班”成为她汲取知识、交流学习的宝贵机缘。也许是应了“学而优则仕”的老话,1984年,叶梅被调入中共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工作,因为工作的需要,她的足迹在短短的几年中遍布了恩施大大小小的乡镇。1988年,叶梅的人生角色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担任了建始县副县长的职务,具体分管文教。为了给老百姓做一些实事,叶梅更是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在乡村学校之间。1990年,叶梅成为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局的副局长。

    人生的旅途中,常常会遇到许多的十字路口,那些当时做出的抉择,或明智,或懵懂,终将影响到人的一生。只有当岁月流逝,偶尔回首那条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时,或欣慰,或追悔,在这一刻才化为心底真正的感触。1991年的秋天,北京飘落着满城的黄叶。叶梅说服了自己的领导,放弃了其它的诱惑,来到位于北京八里庄的鲁迅文学院第12期创作研究班学习。

    北京的冬夜漫长而寒冷,在八里庄的教室里,叶梅和同学经常写作到深夜。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在明亮的灯光下,一片片墨黑的字迹蕴漾在洁白的稿纸之上。写作完成的时刻,面对一张张黑白分明的文稿,站起身,伸展开身体,打上一个长长的哈欠。回到宿舍,叶梅有时候会兴致勃勃地和室友分享一盘猪蹄作为夜宵。沈从文当年刚来北京的时候,要不是郁达夫来小旅店看他,拿了5块钱出来,连一顿像样的饭还吃不上呢。相比之下,有猪蹄啃是多么的幸福!猪蹄是在文学院隔壁的小店里买的,新鲜而美味,写自己想写的文章,啃着猪蹄,与知心的室友聊着悄悄话,纵然没有美酒相伴,这样的生活又何尝没有一丝淡淡的醉意呢。

    在北京学习期间,叶梅发表了小说《撒忧的龙船河》、《花树花树》、《陌生世界》、《滋味》等等。一年的学习时间转瞬即逝,她回到湖北,担任了《艺术与时代》杂志的副主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文学一直与叶梅的工作相伴相行。2001年,叶梅当选为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每一天,她都过着简单充实的生活:上班,一日三餐,喜欢吃自己做的饭,喜欢打乒乓球,游泳。像所有的女性一样,喜欢逛商场,试各式各样好看的衣服,淘便宜的时装,唯一坚持下来的锻炼就是散步。

    对于叶梅来说,写作并不是生命的目的,更像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用自己的笔捕捉生活的变化和跳跃的心灵才是最大的乐趣。叶梅并不想当一位专职的作家,生活中有太多的喜怒哀乐,有太多的悲欢离合,这些都对叶梅充满了诱惑:妻子、母亲、作家、领导者……她在各种角色的转换中体味着不同的人生,观察着世态炎凉,人生百态。叶梅让这些感触在心底慢慢发酵,最终酿成文学的醇酒,也许是芬芳,也许是苦涩。她真心地希望读者在饮下之后,能够和自己一起回味这人生的余韵悠长。文学与写作,更像是叶梅人生旅途中的一道永远的风景。

    对于叶梅来说,相恋了几十年的文学,越发像一个敏感的情人了。不容得有半点的虚情假意,要付出全部心血,加上十二分殷勤的努力。沈从文先生曾经总结自己的文学成就说:“我没有什么天才,全靠‘耐烦’两个字。”如果说文学是叶梅的情人,当然需要她分外的“耐烦”呢!

    故土无处不是情

    《香池》是叶梅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叶梅文学创作的一些特点已经初露端倪。她擅于发现和巧于利用那些富于生活气息、适合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习惯用一组组生活的素描场面连缀故事,通过人物的语言活灵活现地塑造人物。作为一位生长在鄂西的女作家,叶梅的笔端充满了浓郁而灵动的地方风情。在《香池》中读者可以看见这样的描写:“河面上浮动着被寒风卷下的树叶,不能自主了。”读者还可以看见金色的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龙泉河和河边挥舞棒槌的洗衣妇女,暮色朦胧中的笔架山和山下贫困的农家日常生活小景。斑斓的山花,如云的桃林,花丛中身着大红袄的护林姑娘,这些山村里的日常景色都被叶梅描绘成一幅色彩明丽欢快的水彩画。

    《撒忧的龙船河》是叶梅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发表于1992年《中国作家》第2期,之后获得《中国作家》当年优秀中篇小说奖,湖北省第3届屈原文艺奖提名奖,并被改编为电影《男人河》。电影获得了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优秀作品奖,并作为国家文化部交流影片在三十多个国家播映。叶梅在创作《撒忧的龙船河》时,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在此之前,她已经担任过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多年的文学创作经历,使其思想和文学素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撒忧的龙船河》描写了土家族汉子覃老大与汉族女子莲玉几十年的情感纠葛,覃老大年轻时与莲玉的欢合,在他看来是男欢女爱,各尽其兴的自然之举,但是莲玉却把这段感情经历看作是关乎自己贞操和命运的大事。莲玉的这种态度,使得覃老大产生了深深的负疚感和责任感,如影随形地伴随了他一生,衍化出几十年的悲欢离合。作品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情,气势恢宏,意蕴深沉,流动着强烈的血性阳刚之气,叶梅在这里赞美着旺盛的原始冲动和勃发的生命本能。在她的笔下,龙船河成为一条意象中的生命之河。字里行间,叶梅用酣畅的笔墨描写着土家族独特的文化,土家人的跳丧、哭嫁以及丰富多彩的山歌和民间传说,在诗一样的语境中,表达出绮丽的艺术魅力。

    发表于《十月》1993年第3期的叶梅的另一部作品《黑蓼竹》,通过一支土家族乐器——“咚咚喹”的故事,描写了几代人的命运。主人公“竹女”的父亲用“狗血淋头九死一生”的经历换来一支黑蛇般的“咚咚喹”,他将女儿的命运拴在了这支短箫上。单纯善良的“竹女”将“咚咚喹”交给了一位陌生人吴先生,开始了“竹女”与两个男人之间不可改变的命运悲剧。在这部小说里,叶梅的叙事风格和写作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小说故事的时空交错,栩栩如生的画面感和音乐感令读者过目难忘。文学评论家冯牧这样评价:“当‘咚咚喹’吹奏起来时,时而如翠鸟啼叫于清雾之中,时而如锦鸡纷飞于白雪之上,时而如江河奔涌于峡谷……如诗如画,显示了作者的精心营造。”

    叶梅的小说《花树花树》曾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小说选》,作品通过桃李两株树描写了一对孪生姐妹的命运。土家族信奉多神,以“阴间花树”察看人间的祸福。姐妹二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追求人生,顽强地与命运作着永不停歇的抗争。
新世纪以来,叶梅的文学创作逐渐具有更为明确的个性化风格和追求,先后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九种声音》、《第一种爱》;中短篇小说《五月飞蛾》、《最后的土司》等。其作品分别获得“第二届湖北文学奖”、“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005年湖北特殊贡献奖”等诸多奖项。评论家认为“她以对鄂西土家族风土人情的描绘引起文学界及读者的关注。她的作品,尤其是对女性及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一直以来,叶梅对三峡文化充满了兴趣。在她看来,三峡文化是长江中上游地域文化的重要代表,融合了巴文化、楚文化和土家族、苗族文化的精髓。随着三峡地区的经济发展,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叶梅现在有一个心愿,就是创作出一部反映近20年来三峡儿女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我们期待着这部作品的早日问世。

    情系《民族文学》

    当波涛汹涌的大江浩荡地奔向大海时,我们不能忘了在它的源头,那许多迷人而又多姿的河流,它们来自冰川和大地深处、来自上天给予的每一滴甘露,它们以不同的表情,或粗犷或细腻、或缠绵或灵秀地汇到一起,于是大江才逐渐丰满壮阔起来。从古到今的中华文明正好比一条气象宏伟源源不断的大江,是由多源的绚丽缤纷的多民族文化所构成。  ——叶梅

    作为土家族女作家,叶梅对于民族文学的感情似乎与生俱来。就像她自己告诉记者的那样,在呱呱落地的一瞬间,民族的意识已经从母亲的血液里传递给了她。也许是因为这份独特的血缘,叶梅对于土家族不可割舍的情感,对于中国多个民族的特殊深厚的情感,由来已久。

    似乎是命中注定,2006年3月,叶梅来到北京后海大翔凤胡同3号,担任了《民族文学》常务副主编,又在这年9月成为了继陈企霞、玛拉沁夫、金哲、吉狄马加之后第5任主编。

    谈到“民族文学”这几个字眼时,叶梅的眼中顿时掠过一丝兴奋的光芒。

    叶梅介绍说,《民族文学》创刊于1981年1月,是我国唯一的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月刊。创刊以来,《民族文学》不断推出精品力作,发现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成为繁荣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培养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重要园地。从这里成长起一大批在国内外具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许多作品已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对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都在《民族文学》发表过作品,不仅丰富了我国新时期文学,而且彻底告别了历史上少数民族没有自己书面文学和书面文学作家的历史,他们的很多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都是从这里起步登上中国文坛。《民族文学》正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与此同时,《民族文学》注重翻译介绍用母语创作的各少数民族语种优秀作品,是国内外读者、学者了解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趋势与发展轨迹的最佳窗口,已经成为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学期刊。

    虽然《民族文学》创造过很多辉煌的成就,但是,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和大多数纯文学刊物一样,它也正面临着生存危机。《民族文学》路在何方?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低头,走媚俗道路;还是继续保持其品质的高洁,但与市场脱轨?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发展方向?叶梅上任伊始,就肩负起了与刊物共同经历新时期考验的历史使命,并开始思索办刊的新思路。

    2006年6月,叶梅在参加中宣部举办的培训班时,集体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的接见。刘云山同志关切地询问到《民族文学》的现状,并明确指示:“《民族文学》就应该定位成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你们首先不要考虑挣钱,要好好办刊物,走正路。”刘云山同志的话代表了党和国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对民族和谐、民族文化繁荣的宏观战略考虑,给了《民族文学》的全体办刊人很大的鼓舞。叶梅和她的同事们进一步意识到,《民族文学》首先应该遵循自己一贯的宗旨,进一步明确其职责所在,在构建和谐文化,促进多民族和谐发展中,义不容辞地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作为新一任主编,叶梅告诉记者,《民族文学》创刊26年来,一直把给少数民族作家提供舞台和阵地,扶持和繁荣多民族文学,促进中华文明的共同繁荣作为宗旨。“我们的前辈创立《民族文学》的初衷应该在我们这一代办刊人身上得到一脉相承地延续和坚守。”

    当然,因为时代在变化,文学刊物也不能够一成不变。叶梅接着说:“在坚守刊物宗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刊物与时俱进的必要性。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社会的需求、读者的兴趣也发生了转变,《民族文学》在新时期必须调整改革,不能固步自封。”

    叶梅上任不久,就提出“开门办刊”原则。民族文学杂志社社址设在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后海。以前杂志社怕受到外面嘈杂气氛影响,经常闭门办公。“时代不同了,要办好杂志,必须面向社会,面向读者,换言之,不仅要打开通向后海的大门,还要打开通向更广大读者的大门。”叶梅笑言。

    对于叶梅来说,《民族文学》为她带来的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和感受到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对刊物打心眼里的喜爱以及衷心的期待。有一位少数民族作家说:“《民族文学》是我生命的一半!”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作家说:“《民族文学》是我们的家园。”这些话让叶梅和她的同事深感责任重大。近年来,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新人开始出现在《民族文学》刊物上,继而出现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叶梅说:“新人的出现,让我感觉到,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不是在萎缩,而是在壮大。”

    不久前,《民族文学》携手国家民委所属《中国民族》杂志联合举办了“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活动。研讨班邀请到了来自普米族、裕固族、毛南族、乌孜别克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共35个民族的42位代表作家。在京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专家学者前来为他们进行专题讲座和授课指导。叶梅上任后,类似这样的活动还举行过多次,旨在提供大大小小的平台,促进多民族作家的文学交流,进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

    在采访过程中,叶梅也向记者坦言她作为办刊人的一些苦恼。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坚守这样一份纯文学刊物的确非常艰辛。经费不足、人员老化,负担沉重。如何提高刊物质量,在坚守宗旨的同时增加活力,常让叶梅夜不能寐。“幸好中国作协党组历来关注和扶持《民族文学》的发展,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叶梅感激地说,“作为办刊人,我们也需要不断地探索改革方向,争取取得品质和市场的双赢!”

    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解读民族文学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传播学者曾经一度认为“文化全球化”会让以美国文化为主的世界某几个主流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同化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英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美国人以电影以及其他方式的文化输出影响着世界其他角落生活的人们。格拉姆斯(Antonio Gramsci)提出的“文化霸权主义”,指的就是这一现象。

    今天的传播学界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么悲观。许多传播学者认为,“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单一的“同化”,应该是不同文化之间互动,甚至是彼此交融,相互影响。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创造了伟大而辉煌的中华文明。当我国的民族文学遭遇全球化时,我们是否也有类似它被同化或者在同化中逐渐消亡的担忧呢?
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民族文学》的主编,叶梅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叶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更应该倡导多元文化。文化没有高低之分,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着历史的积淀和特别的魅力,同时又是在借鉴、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文化需要多样性,就当前来说,要特别珍视差异性。她对记者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几千年以来,是由多民族文化汇成的,正是因为56个民族文学的差异性,才会呈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绚烂多彩。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应该把民族文学提升到一个世界舞台上,用世界的眼光去审视它、评价它,去加倍呵护不同民族的声音,才能充分展示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完整形象。所以《民族文学》追求的目标是‘民族风格、中华气派、世界眼光、百姓情怀’。”
叶梅衷心希望所有的读者在这样一个五光十色、多种文化交融的全球化背景下,给予民族文学更大的关爱。“包含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华多民族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希望大家一起‘把根留住’。”她如是说。

    与叶梅告别后,我一个人沿着大翔凤胡同慢慢走出去。回首胡同深处,《民族文学》杂志社那栋二层中式小楼在朱红色的大门后若隐若现。这里曾经是作家马烽和丁玲的故居,这条狭窄的小胡同里,曾经擦肩而过的又有多少文学前辈呢,他们的笑声好像依然在这里回荡。今天,以叶梅为代表的新一代民族文学的传承人仍在坚守着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更要肩负起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繁荣的历史使命。胡同外边,已经是喧闹的后海。雨渐渐小了,整个后海仍然笼罩在一片氤氲的水汽里。漫步在岸边,可以看见雨滴溅落水面的漪涟,岸边的垂柳和漫步的游客都在这一片烟雨朦胧中浮动着,灯红酒绿的酒吧流动着时尚生活的尘烟,古老的钟鼓楼依然可以在树梢之上远远地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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