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月  信息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土家族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群体，农耕文化在其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有关农耕生产状况，以及形成的农耕民俗的传承，在土家族中有着及其悠久的历史，并具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我们认真调查研究它，就能更好地了解这个民族从古至今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这对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贵州土家族从事农业，已有悠久的历史。据《华阳国志》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巴子国的领域里就有“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土家族居住地属古代巴子国的“南极”之地。这里因有乌江，虽然山高谷深，但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很适合“植五谷”。 

    正是由于地理条件所限，正如民国《沿河县志》所云：“山川阻深，土候顿异……农时苟违，饥谨荐至”。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较为缓慢。唐宋以前，几乎是处于  刀耕火种状况，正如《思南府志》所云，“处山箐者，芟林火之，因布种，谓之刀耕火种”。男女合作，伐木烧畬，播种杂粮，不施肥，不浇灌，待土地贫瘠后，又转移他处。元明后，“土司”执政，土家族地区开始进入封建领主经济，涌现了一批豪强大姓，出现了较大的聚落村寨。他们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联系加强，引进中原发达地区水利，因提灌工程设施，用于农业灌溉，溪河沿岸利用水力架简车，提水灌溉。农业经济得到较快地发展，逐步改变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逐步采用耕田地自然条件种植包谷、高梁、小米、豆类等，蚕桑，苎麻和蜂蜜等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在手工业方面，利用山区自然资源制造各种铁、木、竹农具和生活用品。妇女也学会了丝、棉、麻等纺织技术，生产土布。并出现了简单的冶炼工艺，尤其得益于乌江航运之便，运来了食盐、铁器布匹等以及百货，土家族地区木、竹、桐棬油、中药材，皮张、黄蜡、生漆也纷纷也出峡进入长江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沿江的集贸市场也随之形成而逐渐增多。 

    明初，贵州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朱元璋遣傅友德征云南派思州、思南宣慰司出粮数千石以助军饷。这时，土地大量集中在土著大姓、土司、土目等土官手里。广大贫苦农民则依附于土著大姓、土司土官，耕种其地，为其服劳役，或隐于高山坡地种植山地为生。据《思南府志》记载：“弘治以前，川民不入境，大率土广人稀，材木足于林薮，渔猎易于山泽，而商贾通其盐布，时有鸡犬之盗，人皆摈而不容于乡，官司亦得因而治之。” “弘治以来，蜀中兵荒，流移入境，而土著大姓将各空闲山地招佃安插，据其为业，或以一家跨有百里之地者。流移之人，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因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且效其所为，弃菽粟而艺棉。可见，土家族地区仍然是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较低。弘治以后，由于川民的涌入，使这里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生产关系也起着一定的变化。加之川民入黔，不仅帮助当地土家人垦地，而且还带来了种棉技艺，得到推广，获利甚厚，也改变了土家族地区的传统农业结构。 

    民国《沿河县志》在气候篇谈到沿河地势为：“吾治地势，类山，武陵两山脉挟江直下，帮气候因地势之高低而异。夹举属半热地带性，寒暑适宜，高山空气极佳，气候较寒，益以山多树密，湿气蒸腾，浓雾弥漫，晴日天多，地势既判高低，农事亦因之而异”。村民“各视其所居之地，以勤力作。有田之户，清明播种稻种铧焉、犁焉，自一至再。或低水可戽，或他水可决，均属上田。”而大多贫民在很陡的坡地上耕耘，耕作较为粗放，平坝多为土家，汉杂处，耕作较为精细。农民自给自足，所需的布、盐等百货多用山地所产的桐、棬油、皮革、茶、漆、中药材等经济作物换取，也有将其出售后用现金购买。正如《思南府志》曰：“荏桐、乌桕，实可压油，则落其实而贷之。”其贫富，除土地占有量外，还用桐、棬油拥有量的多少来衡量。也有种植出售鸦片至富者。 

    坡地种植。土家族地区因山高坡陡。居住其间的农民，一般能将有水源又有土质肥沃的坡地开垦成梯田。正如道光《思南府志》曰：“垦田随山势之高下，或斜而长，或环而曲，故不以亩计。”土家人俗称“蓑衣搭一块，斗笠盖一块”可谓田块之小。如今每到贵州土家族地区，随处可见九坡十八湾的层层梯田，以及开垦梯田所砌石坎的錾子痕迹，那是土家族先民开田时，用錾子破石造田的记载。可见土家人造田之艰辛。 

    即使在毫无水源的山顶，土家人也会开出望天水田来，依靠雨水、山水来灌溉种植水稻。因此，每年春耕如遇到下雨，即使半夜三更，土家人也冒雨出门，打起灯笼、火把抢水打田。多数的水是从森林中或从数里以外的山坡里，积少成多，聚在水沟由远而近流进望天田，所以土家人特别珍惜田中的水，不惜七犁八耙，反复耕作，以增强水田蓄水抗旱能力，以保丰收。 

    而那些缺水源的陡坡之地，土家人则采取畬种。入春，农民上山砍去灌木，杂草，或林木，顺坡铺开，让烈日曝晒数日，便点火燃烧，趁土烫灰热之时，撒上小谷、高梁种子。待春雨过后，苗出土，再扯去野草、间隔谷苗，秋后便可以收获，谓之“砍火焰”。有的土家人待到冬季，割去野草、小谷杆桔，再挖成土地，进行耕种，如《思南府志》曰：“若山农则锄戴石之土，杂种包谷、高梁、粟谷、毛稗，尤特番薯以给朝夕。”而较为更粗放者，放荒后，不翻，直接打窝点播。用锄或木棒撬一个孔，将种子丢入，即用脚或棒将孔回壅，或播种于火烟地，再用锄挖转，代替翻地壅种两道工序，也无须施肥，草木之灰，即作肥料，作物生长期间，有的到地里间苗扯野草，有的未作什么管理，收成好坏，全看天时，丰年足衣食。一片坡地，种植两三年后，又另选一地种植，一般一年一季。现因封山育林，已革除此陋俗，而采取深挖耕种，多为轮作。 

    平坝耕种。平坝河谷，土地较肥沃，水源较充足，多为水田，以种植水稻为主。加上在唐宋时期，平坝河谷稻田就引进了中原发达地区水利，引提灌工程设施，用于农业灌溉，进行拦河筑堰，围堵泉水，开挖沟渠，自流灌溉，溪河沿岸利用水力架筒车，提水灌溉，所以能旱涝保收。 

    水稻每年一季，为中稻，一般为撒种，插种、薅秧、收获四道工序。秧田需精耕细耙，泥绒开厢，泼肥撒种，水深浅适度。田分“冬水田”、“望天田”两种。“冬水田”是整个冬天也淹上水，秋收后即翻犁，壅上一些秸杆、野草、檀木叶，以肥土质。这些田一般出的米质都比较好、也能旱涝保收。 

    “望天田”，有两种，一是秋收后把水放干，种上麦子，胡豆，这种田都能引来水源；一种是秋收时田也就已经没有水了，打田时，完全依靠望天下雨引山间沟水打田，而这种田较瘦，栽秧时还得将种子裹上草木尿灰栽上，水稻生长期中，也要追加肥料，还须薅两道，第一道在定根后约一月，第二道在秧子长至拔节后。薅草主要是除去田中的稗和杂草，并用脚将田泥搅松。收获时，用镰割下，举稻禾上下翻飞，将谷挞于挞斗内。 

    其旱地作物，以玉米、薯类、高粱、荞、麦、豆类为主。玉米的种植经播种，施肥，除草，收获四道工序。播种前，须翻地。翻地有牛耕，亦有用锄翻者，播种，均为点播，分打窝，丢种，下肥，雍种四道工序。肥分清肥，干肥，枯肥，灰肥和渣肥。薅草以疏松土壤，除去杂草，得以储藏水分供作物生长，讲究的二道草，需请歌师打薅草锣鼓，以祭“田神”。同时，也起到协调动作，加快劳动进度。收获后，稻杆储以饲牛，或随水田犁翻泡冬田，以壮地力，也可代薪作柴禾用。 

    杂粮种植。土家族地区杂粮包括荞粟、豆类、薯类。是山地居民的主食。“山农则全资包谷济以番薯，硗瘠之户，或莜或稗，有终年未尝食稻者。”在种植杂粮上是有讲究的。粟类种植前一般为畬种，即砍火焰。尤其是荞子可以畬种，也可以秋收后种在熟地里。豆类，包括黄豆、米豆、绿豆等。黄豆、米豆多与玉米间种，或在玉米窝中带种。绿豆一般辟坡土单种，但平坝、河谷地带，也有将其种在田埂上的。薯类，亦多为间种，唯冬洋芋为单种，红薯亦有单独栽种的。洋芋的种植先分芽切块，再点播于土中；红薯则先殡种，待苕秧长长后，用剪刀剪成数截，每节留三至五个节疤，栽于土中。生长期中，需翻藤1—2次。收获时，薯类储藏于地洞，以保鲜，藤叶作猪中饲料。
 
    土家族在长期的农耕生产中形成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民俗，并一代一代得到传承。比如在土家族地区种植水稻，从选种、浸种、育秧、插秧、灌溉、施肥、薅秧、除虫、尝新、收获都有一套传承的习俗。有的地区在生产的某一过程或环节上，还要举行一定的仪式。沿河许多地方在栽秧时，就要举行“开秧门”的仪式。农历三月，土家族人选一坵水源好、土质肥沃的田作秧地，平整分箱。同时将饱满的谷种浸泡发芽后撒入秧地，撒谷种时，土家人要在田边烧三炷香，一占纸敬秧菩萨，念咒语，进行祷告。不准怀胎妇女摸谷种，否则种子就会烂，播在田里去了也不生长。几家共选一坵秧地，分户撒谷种，也有山坡上的农户，在平坝借用亲朋的田作秧地，谷种撒入秧地一月左右叫秧子满月，第一天扯秧，就叫“开秧门”。 

    开秧门这天，天刚拂晓，土家族主妇便热酒、蒸糯米粑，迎接前来帮忙栽秧的人。上工后，她们把米酒和糯米粑送到田间，给帮忙的人吃喝。人们喝了这清甜、冰凉的米酒，遍身清爽，浑身是劲。特别是年轻人，借酒助兴，唱几首栽秧歌，相互打趣，嬉闹，顿时忘记了疲劳，带来了欢乐，于是，加快了栽秧速度。如大田栽秧行对行，一对秧鸡来歇凉，秧鸡跟着秧鸡走，情妹跟着少年郎。 

    而待端阳过后不久，在沿河的沙子、中界、晓景、河坎等地的土家山乡，山上山下，湾里湾外，梯田坝土里，到处都可以听到优美动听的土家“薅秧歌”，这些歌是对农耕文化的赞美，也是对爱情、对生命的歌唱，如流传在沙子的这一首薅秧歌就很有情趣。如“大田薅秧行对行，一对青来一路黄，秧子黄来欠粪草，情妹脸黄欠情郎”。沿河土家族在开“秧门”时，严禁妇女参加，否则秧子不发蔸，栽秧时只准弯腰，不准蹲起栽，否则不结果。 

    稻谷出穗，快到闪子下弯时，土家族人一边准备斛斗、晒席、箩篼、镰刀、风簸等秋收农具，若有破损要进行补修，一边到田里去堵塞进水口，挖开出水口，大坵的田要开排水沟，俗称“闪子下弯，把水放干”。一边还要准备过吃新节。届时，土家族人到田里摘点谷子，煮成新米饭，用新黄豆推上豆腐，炒几盘菜，摆在堂屋桌子上，点香烧纸，敬奉祖先，请尝新，然后撒在房前坝里，以示苍天有灵，风调雨顺。祭祀完毕，先舀点饭菜喂辛苦出力的牛，接着喂狗，传说谷子是狗从海那边带来的种子，又是管家的，然后才是人吃。至于牛最辛苦，出力最多，所以要先吃。 

    谷子成熟收割时，也要请人相互帮忙，打完谷子叫“封斗”，同样要办酒，打粑粑。 

    土家族在农耕活动中，习惯于换工互助，聚众劳动。在聚众劳动中，鸣锣击鼓，伴之以歌，边敲边唱，为劳动者消疲助兴。这样，久而久之，形成了土家族独具特色的薅草锣鼓习俗，并形成了一系列劳动歌，称作“薅草锣鼓歌”。 

    薅草锣鼓歌，又叫打闹歌，或田歌，是土家族人民在农事活动中跟随锣鼓伴唱的一种劳动长歌，也是盛行于沿河土家族中较为普遍的生产习俗。普列汉诺夫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任何艺术都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生产关系。薅草锣鼓也是如此。 

    土家族生活区域山高坡陡，沟谷纵横，春耕种下的包谷，端午节一过，包谷禾苗和野草一起疯长，单家独户上坡薅包谷，就显得孤单疲劳。为了产生劳动效益，消除疲劳，土家人就要打酒买肉，邀请劳力来进行薅草锣鼓活动。其活动的开展是，一人持锣，一人打鼓，走在薅草人群的前头，边唱边打击乐器。内容主要有歌头、请神、扬歌、送神四个部分。请的神祇多与农耕有关，如先请歌娘歌爷，再依顺序请五方神、太阳神、土地神和八部大神等。唱词也不同于一般祭祀活动的请神歌，而是唱神的来历和劳动人民对神的善良愿望。如请土地神是这样唱的：“五谷杂粮要管好，走兽飞禽都要防，野猪莫从地边过，狮子远隔九重山。泥猪赶过五百里，刺猪后面刺笼钻。野鸡老鸦巴茅雀，莫伤小谷包谷高粱。你把五谷看守好，好像娃儿告爹娘，一天要送三次奶，一夜要灌九道浆，包谷砣砣水牛角，一个砣砣两人搬。拿把此刀砍小谷，架起梯子取高梁，黄豆颗颗圆又壮，好象珍珠洒满山。五谷丰收装满仓，靠你土地多帮忙。”歌手代表大家向土地神许愿：“等到一年收尽了，教你叫到土地堂，给你杀个肥鸡婆，一壶好酒摆中间，公公婆婆一起叫，一贴白纸三炷香。”如此人神一体，感情融洽，人们祈求丰收的愿望，通过挽留土地神照看，庄稼特殊方式表达出来，也是土家人敬重农耕文化的表现之一。 

    由此可见，薅草锣鼓习俗文化的功能作用有两个方面：

    （一）集数十人在一起劳动，没有一个指挥中枢，必然窝工费时，效率低。因此，锣鼓就是号令，鼓起则进，鼓停则止，鼓骤则疾，鼓缓则徐。（二）、反映了作为古老农耕民族的土家族，其先民思想意识观念的发展轨迹，由于自然气候与他们从事的农业生产关系甚大，故对山水日月表示出特殊感情。 

    看庄稼也是土家人保护劳动成果时形成的另一种习俗。经过土家人精耕细作，加上风调雨顺，无论是稻谷、包谷、红苕，还是小谷都丰收在望。但切记莫要粗心大意，还要加倍防御野猪、刺猬等野兽的侵犯。土家人先是打制表层红纸的四官钱，两侧拉开形如衣袖；将粽粑叶扎成人形，两个重叠。用线的一端捆在竹、木杆顶，分别插在庄稼地。还有的地方扎草人，穿上花花绿绿的衣服，竖在田边土角，风吹飘动，摩擦发出响声，吓跑鸟兽。插竖草人时，要烧香化纸，祈求土地菩萨保护庄稼果实。更有趣的还是守护包谷，到初秋，满坡遍岭的包谷挂红须结成棒子，野兽就会在夜间出来偷吃。土家人就要在包谷地里搭棚守护，草棚选在视野开阔地，或野兽出没的路口进行搭建。每当月牙升天时，土家人就在草棚外，烧上一堆野火，时不时吼几声，或咚咚地敲打竹筒，或拍打竹篙，（用干竹竿端劈破，拍地发出响声），恐吓野兽。 

    在生产习俗文化中，沿河土家族地区也还盛行着祭龙神、祭土地祭川主以及给耕牛喂年根饭、嫁毛虫等习俗。土家地区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除“不违农时，适时播种、除草”外，合理地利用水、肥、土、种，十分重要，田间管理也是取得收成好坏的重要条件。所有这些生产技术，通过一系列的生产民俗事象得到传承。但有时也有意外的情况发生，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水灾，旱灾，虫灾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威胁，于是产生了相应的原始宗教民俗。有的还形成了有关的节日。 
 
   （1）祭龙神 

    祭龙习俗在沿河土家族地区盛行。祭龙的目的是求雨，以换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土家族舞龙灯的唱词是 

    这样描绘龙的：“龙象造天数万年，腾云驾雾贵传真，高祖提刀斩白蛇，汉家天子坐龙廷，西来白马尊龙体，唐王母病闹花灯，龙施霖雨承天意，雨泽龙恩救万民，明皇放灯六百盏，普天同庆闹新春，古龙抬头六月六，打湿龙闲晒衣服，天干七七四十九，井枯人渴草不生，稚童稻草编龙舞，仙家指路救庶民，请龙滚水典龙身，得雨许下龙神愿，上元灯会酬龙恩。” 
 
    这段文字说明了土家人祭拜龙的原因，“龙施霖雨承天意，雨泽龙恩救万民。” 
其实，在土家族祭龙求雨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泉口寺（原为沿河县所辖，现为德江县所辖）始建于明代永乐八年（1410年）的飞龙寺内正壁上的“求雨图”，虽经600年的风雨沧桑，所画的龙、人图象至今清晰可见，栩栩如生。“祭龙”习俗，具体表现在每年正月新春玩龙灯和五月端阳节划龙舟赛时，前后，土家人都要举行祭龙仪式，土家人把灯“龙”或龙舟搬到乌江或其他河流边，摆上刀头、粑粑、豆腐，土老师对着“龙”头，边烧香化纸，边念念有词念祭词。此仪式又称牵龙饮水，或给龙头开光，以此请求龙神普降甘霖，乞求丰收。 

    另一种祭龙，纯粹为了求雨，直接解决庄稼灌溉之事。沿河土家人祭龙求雨采用打旱魃的做法，扎个草人，头用纸糊，扎成旱魅形象，两目在头顶，鼻也向上，下插竹竿，一人撑起跑，后面持火枪、刀矛追，至塘边或江河边，把它抛下去打几枪、戳几刀，或众人跳下河塘里，游几转，把水搅浑，以此惊动龙王爷发怒，来追打搅水人，发现陆地受旱灾，便急忙“施霖雨救万民”。 

    （2）祭土地神 

    贵州的土家族，至今还信仰土地神，几乎每个村寨都有土地庙。大寨建在寨旁，也有的修建在路边。土家族人认为，土地神是管治邪魔鬼怪，虫蛇鸟兽的神祇，民间流传有“土地菩萨不开口，豺狼虎豹不敢咬人”的说法，只要供奉好了土地神，就能使人畜、庄稼不受灾害。何况其中“梁山土地”又称“青苗土地”，是负责管理五谷丰收的，住在田中间。祭时用三个粽子，刀头肉，酒、香、纸钱等，供毕，将吃后的粽叶用一根小竹竿吊上，插于田中，有的同时挂上长钱。平时，为了保护庄稼生长良好，不受虫害，为供祭许愿，待丰收后，还须还愿。 

    （3）喂牛年饭与敬牛习俗。 

    在土家山寨，至今还流传着一种给牛喂年饭的习俗。在贵州土家人认为敬牛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牛曾经帮过土家人渡过河流，打过胜仗；另一种说法，牛辛苦了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这天，也要让牛过个节日，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于是，在给牛吃的年饭，是将小米谷，大米一起煮，然后拌上切碎的生红苕等，加一点盐巴，弄成一大盆，让牛吃饱。喂时对牛说：“牛呀！你一年辛苦劳累，人有三十夜，你也要过三十夜，没有别的，煮点年饭给你吃。”等牛吃完，拉进圈内，并在圈门口烧香化纸，摆上酒肉供品。正月初一也照样喂牛年饭一天。 

    （4）嫁毛虫也是土家族农耕习俗的一种表现。

    土家族住在青山绿水中，不断受到毛虫的危害，禾苗菜蔬受灾，树木枯死，果木生虫。他们对毛虫恨之如骨。所在在大年正月十四夜，土家人为了保证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也没有忘记除毛虫一害的事。于是，村寨里的男孩自动组合成嫁毛虫队伍。用一根绳子拖一只烂草鞋，草鞋上插一炷点燃的香，由一个孩子牵着在前面跑，其余的人用瓦片端着石灰，紧紧追在草鞋后，一边抓石灰朝烂草鞋上扔去，一边大声武气地喊：“印毛虫，印死你。你上天，雷打你；你下地，火烧你；你钻孔，蛇咬你……”孩子们逐家逐户地跑，从房间、阳沟、院坝通过，把全寨的“毛虫”印完了，最后才将烂草鞋拖到寨子外去，拴在树上或压在石板下面，烧上几张纸，将瓦片盖在纸灰上，方才回家。这样才觉得来年的庄稼不受虫害。 

    （5）祭川主及其他 

    在贵州尤其是乌江沿岸的土家族地区，川主庙较多。祭川主，是贵州土家族信仰之一。川主实为李冰的神化。巴人后裔李冰为战国秦昭王时的蜀郡太安，因修建都江堰而名垂千古。史载其“凿离堆以灌溉诸郡，沃野千里，而无水”。李冰变水患为水利，造福于民，故被神化为川主。祭川主就是希望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以《思南府志》曰：“俗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为土主，川主生辰。至日，有庆神之举。居民盛装神像，鼓行于市，谓之迎社火。” 

    其实，在土家地区，除了修建龙王庙、川主庙以乞求五谷丰登外，还建有先农坛、山川风云雷坛，炎帝庙等。这些坛祠的祭拜，其功能均为以示对农耕的敬重，教人耕种，以获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很强。突然降临的自然灾害，必然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产生种种敬惧心理，于是土家人对自然力崇拜，产生出许多祈福禳灾的民俗。其中有些是积极的、健康的，也有些是消极的、落后的。 

    综上所述，土家族的物质生产中的农耕文化及其形成的生产民俗，是土家族特定地区、社会群体中的大众，在一定生态环境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文化事象。它贯穿于土家族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也是土家族人对生产对象及其规律的长期观察、感受和思考的结果，是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和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