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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农耕文化及其习俗

                            作者:三月  信息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土家族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群体,农耕文化在其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有关农耕生产状况,以及形成的农耕民俗的传承,在土家族中有着及其悠久的历史,并具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我们认真调查研究它,就能更好地了解这个民族从古至今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这对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贵州土家族从事农业,已有悠久的历史。据《华阳国志》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巴子国的领域里就有“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土家族居住地属古代巴子国的“南极”之地。这里因有乌江,虽然山高谷深,但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很适合“植五谷”。 

    正是由于地理条件所限,正如民国《沿河县志》所云:“山川阻深,土候顿异……农时苟违,饥谨荐至”。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较为缓慢。唐宋以前,几乎是处于  刀耕火种状况,正如《思南府志》所云,“处山箐者,芟林火之,因布种,谓之刀耕火种”。男女合作,伐木烧畬,播种杂粮,不施肥,不浇灌,待土地贫瘠后,又转移他处。元明后,“土司”执政,土家族地区开始进入封建领主经济,涌现了一批豪强大姓,出现了较大的聚落村寨。他们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联系加强,引进中原发达地区水利,因提灌工程设施,用于农业灌溉,溪河沿岸利用水力架简车,提水灌溉。农业经济得到较快地发展,逐步改变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逐步采用耕田地自然条件种植包谷、高梁、小米、豆类等,蚕桑,苎麻和蜂蜜等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在手工业方面,利用山区自然资源制造各种铁、木、竹农具和生活用品。妇女也学会了丝、棉、麻等纺织技术,生产土布。并出现了简单的冶炼工艺,尤其得益于乌江航运之便,运来了食盐、铁器布匹等以及百货,土家族地区木、竹、桐棬油、中药材,皮张、黄蜡、生漆也纷纷也出峡进入长江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沿江的集贸市场也随之形成而逐渐增多。 

    明初,贵州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朱元璋遣傅友德征云南派思州、思南宣慰司出粮数千石以助军饷。这时,土地大量集中在土著大姓、土司、土目等土官手里。广大贫苦农民则依附于土著大姓、土司土官,耕种其地,为其服劳役,或隐于高山坡地种植山地为生。据《思南府志》记载:“弘治以前,川民不入境,大率土广人稀,材木足于林薮,渔猎易于山泽,而商贾通其盐布,时有鸡犬之盗,人皆摈而不容于乡,官司亦得因而治之。” “弘治以来,蜀中兵荒,流移入境,而土著大姓将各空闲山地招佃安插,据其为业,或以一家跨有百里之地者。流移之人,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因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且效其所为,弃菽粟而艺棉。可见,土家族地区仍然是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较低。弘治以后,由于川民的涌入,使这里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生产关系也起着一定的变化。加之川民入黔,不仅帮助当地土家人垦地,而且还带来了种棉技艺,得到推广,获利甚厚,也改变了土家族地区的传统农业结构。 

    民国《沿河县志》在气候篇谈到沿河地势为:“吾治地势,类山,武陵两山脉挟江直下,帮气候因地势之高低而异。夹举属半热地带性,寒暑适宜,高山空气极佳,气候较寒,益以山多树密,湿气蒸腾,浓雾弥漫,晴日天多,地势既判高低,农事亦因之而异”。村民“各视其所居之地,以勤力作。有田之户,清明播种稻种铧焉、犁焉,自一至再。或低水可戽,或他水可决,均属上田。”而大多贫民在很陡的坡地上耕耘,耕作较为粗放,平坝多为土家,汉杂处,耕作较为精细。农民自给自足,所需的布、盐等百货多用山地所产的桐、棬油、皮革、茶、漆、中药材等经济作物换取,也有将其出售后用现金购买。正如《思南府志》曰:“荏桐、乌桕,实可压油,则落其实而贷之。”其贫富,除土地占有量外,还用桐、棬油拥有量的多少来衡量。也有种植出售鸦片至富者。 

    坡地种植。土家族地区因山高坡陡。居住其间的农民,一般能将有水源又有土质肥沃的坡地开垦成梯田。正如道光《思南府志》曰:“垦田随山势之高下,或斜而长,或环而曲,故不以亩计。”土家人俗称“蓑衣搭一块,斗笠盖一块”可谓田块之小。如今每到贵州土家族地区,随处可见九坡十八湾的层层梯田,以及开垦梯田所砌石坎的錾子痕迹,那是土家族先民开田时,用錾子破石造田的记载。可见土家人造田之艰辛。 

    即使在毫无水源的山顶,土家人也会开出望天水田来,依靠雨水、山水来灌溉种植水稻。因此,每年春耕如遇到下雨,即使半夜三更,土家人也冒雨出门,打起灯笼、火把抢水打田。多数的水是从森林中或从数里以外的山坡里,积少成多,聚在水沟由远而近流进望天田,所以土家人特别珍惜田中的水,不惜七犁八耙,反复耕作,以增强水田蓄水抗旱能力,以保丰收。 

    而那些缺水源的陡坡之地,土家人则采取畬种。入春,农民上山砍去灌木,杂草,或林木,顺坡铺开,让烈日曝晒数日,便点火燃烧,趁土烫灰热之时,撒上小谷、高梁种子。待春雨过后,苗出土,再扯去野草、间隔谷苗,秋后便可以收获,谓之“砍火焰”。有的土家人待到冬季,割去野草、小谷杆桔,再挖成土地,进行耕种,如《思南府志》曰:“若山农则锄戴石之土,杂种包谷、高梁、粟谷、毛稗,尤特番薯以给朝夕。”而较为更粗放者,放荒后,不翻,直接打窝点播。用锄或木棒撬一个孔,将种子丢入,即用脚或棒将孔回壅,或播种于火烟地,再用锄挖转,代替翻地壅种两道工序,也无须施肥,草木之灰,即作肥料,作物生长期间,有的到地里间苗扯野草,有的未作什么管理,收成好坏,全看天时,丰年足衣食。一片坡地,种植两三年后,又另选一地种植,一般一年一季。现因封山育林,已革除此陋俗,而采取深挖耕种,多为轮作。 

    平坝耕种。平坝河谷,土地较肥沃,水源较充足,多为水田,以种植水稻为主。加上在唐宋时期,平坝河谷稻田就引进了中原发达地区水利,引提灌工程设施,用于农业灌溉,进行拦河筑堰,围堵泉水,开挖沟渠,自流灌溉,溪河沿岸利用水力架筒车,提水灌溉,所以能旱涝保收。 

    水稻每年一季,为中稻,一般为撒种,插种、薅秧、收获四道工序。秧田需精耕细耙,泥绒开厢,泼肥撒种,水深浅适度。田分“冬水田”、“望天田”两种。“冬水田”是整个冬天也淹上水,秋收后即翻犁,壅上一些秸杆、野草、檀木叶,以肥土质。这些田一般出的米质都比较好、也能旱涝保收。 

    “望天田”,有两种,一是秋收后把水放干,种上麦子,胡豆,这种田都能引来水源;一种是秋收时田也就已经没有水了,打田时,完全依靠望天下雨引山间沟水打田,而这种田较瘦,栽秧时还得将种子裹上草木尿灰栽上,水稻生长期中,也要追加肥料,还须薅两道,第一道在定根后约一月,第二道在秧子长至拔节后。薅草主要是除去田中的稗和杂草,并用脚将田泥搅松。收获时,用镰割下,举稻禾上下翻飞,将谷挞于挞斗内。 

    其旱地作物,以玉米、薯类、高粱、荞、麦、豆类为主。玉米的种植经播种,施肥,除草,收获四道工序。播种前,须翻地。翻地有牛耕,亦有用锄翻者,播种,均为点播,分打窝,丢种,下肥,雍种四道工序。肥分清肥,干肥,枯肥,灰肥和渣肥。薅草以疏松土壤,除去杂草,得以储藏水分供作物生长,讲究的二道草,需请歌师打薅草锣鼓,以祭“田神”。同时,也起到协调动作,加快劳动进度。收获后,稻杆储以饲牛,或随水田犁翻泡冬田,以壮地力,也可代薪作柴禾用。 

    杂粮种植。土家族地区杂粮包括荞粟、豆类、薯类。是山地居民的主食。“山农则全资包谷济以番薯,硗瘠之户,或莜或稗,有终年未尝食稻者。”在种植杂粮上是有讲究的。粟类种植前一般为畬种,即砍火焰。尤其是荞子可以畬种,也可以秋收后种在熟地里。豆类,包括黄豆、米豆、绿豆等。黄豆、米豆多与玉米间种,或在玉米窝中带种。绿豆一般辟坡土单种,但平坝、河谷地带,也有将其种在田埂上的。薯类,亦多为间种,唯冬洋芋为单种,红薯亦有单独栽种的。洋芋的种植先分芽切块,再点播于土中;红薯则先殡种,待苕秧长长后,用剪刀剪成数截,每节留三至五个节疤,栽于土中。生长期中,需翻藤1—2次。收获时,薯类储藏于地洞,以保鲜,藤叶作猪中饲料。
 
    土家族在长期的农耕生产中形成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民俗,并一代一代得到传承。比如在土家族地区种植水稻,从选种、浸种、育秧、插秧、灌溉、施肥、薅秧、除虫、尝新、收获都有一套传承的习俗。有的地区在生产的某一过程或环节上,还要举行一定的仪式。沿河许多地方在栽秧时,就要举行“开秧门”的仪式。农历三月,土家族人选一坵水源好、土质肥沃的田作秧地,平整分箱。同时将饱满的谷种浸泡发芽后撒入秧地,撒谷种时,土家人要在田边烧三炷香,一占纸敬秧菩萨,念咒语,进行祷告。不准怀胎妇女摸谷种,否则种子就会烂,播在田里去了也不生长。几家共选一坵秧地,分户撒谷种,也有山坡上的农户,在平坝借用亲朋的田作秧地,谷种撒入秧地一月左右叫秧子满月,第一天扯秧,就叫“开秧门”。 

    开秧门这天,天刚拂晓,土家族主妇便热酒、蒸糯米粑,迎接前来帮忙栽秧的人。上工后,她们把米酒和糯米粑送到田间,给帮忙的人吃喝。人们喝了这清甜、冰凉的米酒,遍身清爽,浑身是劲。特别是年轻人,借酒助兴,唱几首栽秧歌,相互打趣,嬉闹,顿时忘记了疲劳,带来了欢乐,于是,加快了栽秧速度。如大田栽秧行对行,一对秧鸡来歇凉,秧鸡跟着秧鸡走,情妹跟着少年郎。 

    而待端阳过后不久,在沿河的沙子、中界、晓景、河坎等地的土家山乡,山上山下,湾里湾外,梯田坝土里,到处都可以听到优美动听的土家“薅秧歌”,这些歌是对农耕文化的赞美,也是对爱情、对生命的歌唱,如流传在沙子的这一首薅秧歌就很有情趣。如“大田薅秧行对行,一对青来一路黄,秧子黄来欠粪草,情妹脸黄欠情郎”。沿河土家族在开“秧门”时,严禁妇女参加,否则秧子不发蔸,栽秧时只准弯腰,不准蹲起栽,否则不结果。 

    稻谷出穗,快到闪子下弯时,土家族人一边准备斛斗、晒席、箩篼、镰刀、风簸等秋收农具,若有破损要进行补修,一边到田里去堵塞进水口,挖开出水口,大坵的田要开排水沟,俗称“闪子下弯,把水放干”。一边还要准备过吃新节。届时,土家族人到田里摘点谷子,煮成新米饭,用新黄豆推上豆腐,炒几盘菜,摆在堂屋桌子上,点香烧纸,敬奉祖先,请尝新,然后撒在房前坝里,以示苍天有灵,风调雨顺。祭祀完毕,先舀点饭菜喂辛苦出力的牛,接着喂狗,传说谷子是狗从海那边带来的种子,又是管家的,然后才是人吃。至于牛最辛苦,出力最多,所以要先吃。 

    谷子成熟收割时,也要请人相互帮忙,打完谷子叫“封斗”,同样要办酒,打粑粑。 

    土家族在农耕活动中,习惯于换工互助,聚众劳动。在聚众劳动中,鸣锣击鼓,伴之以歌,边敲边唱,为劳动者消疲助兴。这样,久而久之,形成了土家族独具特色的薅草锣鼓习俗,并形成了一系列劳动歌,称作“薅草锣鼓歌”。 

    薅草锣鼓歌,又叫打闹歌,或田歌,是土家族人民在农事活动中跟随锣鼓伴唱的一种劳动长歌,也是盛行于沿河土家族中较为普遍的生产习俗。普列汉诺夫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任何艺术都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生产关系。薅草锣鼓也是如此。 

    土家族生活区域山高坡陡,沟谷纵横,春耕种下的包谷,端午节一过,包谷禾苗和野草一起疯长,单家独户上坡薅包谷,就显得孤单疲劳。为了产生劳动效益,消除疲劳,土家人就要打酒买肉,邀请劳力来进行薅草锣鼓活动。其活动的开展是,一人持锣,一人打鼓,走在薅草人群的前头,边唱边打击乐器。内容主要有歌头、请神、扬歌、送神四个部分。请的神祇多与农耕有关,如先请歌娘歌爷,再依顺序请五方神、太阳神、土地神和八部大神等。唱词也不同于一般祭祀活动的请神歌,而是唱神的来历和劳动人民对神的善良愿望。如请土地神是这样唱的:“五谷杂粮要管好,走兽飞禽都要防,野猪莫从地边过,狮子远隔九重山。泥猪赶过五百里,刺猪后面刺笼钻。野鸡老鸦巴茅雀,莫伤小谷包谷高粱。你把五谷看守好,好像娃儿告爹娘,一天要送三次奶,一夜要灌九道浆,包谷砣砣水牛角,一个砣砣两人搬。拿把此刀砍小谷,架起梯子取高梁,黄豆颗颗圆又壮,好象珍珠洒满山。五谷丰收装满仓,靠你土地多帮忙。”歌手代表大家向土地神许愿:“等到一年收尽了,教你叫到土地堂,给你杀个肥鸡婆,一壶好酒摆中间,公公婆婆一起叫,一贴白纸三炷香。”如此人神一体,感情融洽,人们祈求丰收的愿望,通过挽留土地神照看,庄稼特殊方式表达出来,也是土家人敬重农耕文化的表现之一。 

    由此可见,薅草锣鼓习俗文化的功能作用有两个方面:

    (一)集数十人在一起劳动,没有一个指挥中枢,必然窝工费时,效率低。因此,锣鼓就是号令,鼓起则进,鼓停则止,鼓骤则疾,鼓缓则徐。(二)、反映了作为古老农耕民族的土家族,其先民思想意识观念的发展轨迹,由于自然气候与他们从事的农业生产关系甚大,故对山水日月表示出特殊感情。 

    看庄稼也是土家人保护劳动成果时形成的另一种习俗。经过土家人精耕细作,加上风调雨顺,无论是稻谷、包谷、红苕,还是小谷都丰收在望。但切记莫要粗心大意,还要加倍防御野猪、刺猬等野兽的侵犯。土家人先是打制表层红纸的四官钱,两侧拉开形如衣袖;将粽粑叶扎成人形,两个重叠。用线的一端捆在竹、木杆顶,分别插在庄稼地。还有的地方扎草人,穿上花花绿绿的衣服,竖在田边土角,风吹飘动,摩擦发出响声,吓跑鸟兽。插竖草人时,要烧香化纸,祈求土地菩萨保护庄稼果实。更有趣的还是守护包谷,到初秋,满坡遍岭的包谷挂红须结成棒子,野兽就会在夜间出来偷吃。土家人就要在包谷地里搭棚守护,草棚选在视野开阔地,或野兽出没的路口进行搭建。每当月牙升天时,土家人就在草棚外,烧上一堆野火,时不时吼几声,或咚咚地敲打竹筒,或拍打竹篙,(用干竹竿端劈破,拍地发出响声),恐吓野兽。 

    在生产习俗文化中,沿河土家族地区也还盛行着祭龙神、祭土地祭川主以及给耕牛喂年根饭、嫁毛虫等习俗。土家地区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除“不违农时,适时播种、除草”外,合理地利用水、肥、土、种,十分重要,田间管理也是取得收成好坏的重要条件。所有这些生产技术,通过一系列的生产民俗事象得到传承。但有时也有意外的情况发生,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水灾,旱灾,虫灾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威胁,于是产生了相应的原始宗教民俗。有的还形成了有关的节日。 
 
   (1)祭龙神 

    祭龙习俗在沿河土家族地区盛行。祭龙的目的是求雨,以换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土家族舞龙灯的唱词是 

    这样描绘龙的:“龙象造天数万年,腾云驾雾贵传真,高祖提刀斩白蛇,汉家天子坐龙廷,西来白马尊龙体,唐王母病闹花灯,龙施霖雨承天意,雨泽龙恩救万民,明皇放灯六百盏,普天同庆闹新春,古龙抬头六月六,打湿龙闲晒衣服,天干七七四十九,井枯人渴草不生,稚童稻草编龙舞,仙家指路救庶民,请龙滚水典龙身,得雨许下龙神愿,上元灯会酬龙恩。” 
 
    这段文字说明了土家人祭拜龙的原因,“龙施霖雨承天意,雨泽龙恩救万民。” 
其实,在土家族祭龙求雨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泉口寺(原为沿河县所辖,现为德江县所辖)始建于明代永乐八年(1410年)的飞龙寺内正壁上的“求雨图”,虽经600年的风雨沧桑,所画的龙、人图象至今清晰可见,栩栩如生。“祭龙”习俗,具体表现在每年正月新春玩龙灯和五月端阳节划龙舟赛时,前后,土家人都要举行祭龙仪式,土家人把灯“龙”或龙舟搬到乌江或其他河流边,摆上刀头、粑粑、豆腐,土老师对着“龙”头,边烧香化纸,边念念有词念祭词。此仪式又称牵龙饮水,或给龙头开光,以此请求龙神普降甘霖,乞求丰收。 

    另一种祭龙,纯粹为了求雨,直接解决庄稼灌溉之事。沿河土家人祭龙求雨采用打旱魃的做法,扎个草人,头用纸糊,扎成旱魅形象,两目在头顶,鼻也向上,下插竹竿,一人撑起跑,后面持火枪、刀矛追,至塘边或江河边,把它抛下去打几枪、戳几刀,或众人跳下河塘里,游几转,把水搅浑,以此惊动龙王爷发怒,来追打搅水人,发现陆地受旱灾,便急忙“施霖雨救万民”。 

    (2)祭土地神 

    贵州的土家族,至今还信仰土地神,几乎每个村寨都有土地庙。大寨建在寨旁,也有的修建在路边。土家族人认为,土地神是管治邪魔鬼怪,虫蛇鸟兽的神祇,民间流传有“土地菩萨不开口,豺狼虎豹不敢咬人”的说法,只要供奉好了土地神,就能使人畜、庄稼不受灾害。何况其中“梁山土地”又称“青苗土地”,是负责管理五谷丰收的,住在田中间。祭时用三个粽子,刀头肉,酒、香、纸钱等,供毕,将吃后的粽叶用一根小竹竿吊上,插于田中,有的同时挂上长钱。平时,为了保护庄稼生长良好,不受虫害,为供祭许愿,待丰收后,还须还愿。 

    (3)喂牛年饭与敬牛习俗。 

    在土家山寨,至今还流传着一种给牛喂年饭的习俗。在贵州土家人认为敬牛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牛曾经帮过土家人渡过河流,打过胜仗;另一种说法,牛辛苦了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这天,也要让牛过个节日,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于是,在给牛吃的年饭,是将小米谷,大米一起煮,然后拌上切碎的生红苕等,加一点盐巴,弄成一大盆,让牛吃饱。喂时对牛说:“牛呀!你一年辛苦劳累,人有三十夜,你也要过三十夜,没有别的,煮点年饭给你吃。”等牛吃完,拉进圈内,并在圈门口烧香化纸,摆上酒肉供品。正月初一也照样喂牛年饭一天。 

    (4)嫁毛虫也是土家族农耕习俗的一种表现。

    土家族住在青山绿水中,不断受到毛虫的危害,禾苗菜蔬受灾,树木枯死,果木生虫。他们对毛虫恨之如骨。所在在大年正月十四夜,土家人为了保证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也没有忘记除毛虫一害的事。于是,村寨里的男孩自动组合成嫁毛虫队伍。用一根绳子拖一只烂草鞋,草鞋上插一炷点燃的香,由一个孩子牵着在前面跑,其余的人用瓦片端着石灰,紧紧追在草鞋后,一边抓石灰朝烂草鞋上扔去,一边大声武气地喊:“印毛虫,印死你。你上天,雷打你;你下地,火烧你;你钻孔,蛇咬你……”孩子们逐家逐户地跑,从房间、阳沟、院坝通过,把全寨的“毛虫”印完了,最后才将烂草鞋拖到寨子外去,拴在树上或压在石板下面,烧上几张纸,将瓦片盖在纸灰上,方才回家。这样才觉得来年的庄稼不受虫害。 

    (5)祭川主及其他 

    在贵州尤其是乌江沿岸的土家族地区,川主庙较多。祭川主,是贵州土家族信仰之一。川主实为李冰的神化。巴人后裔李冰为战国秦昭王时的蜀郡太安,因修建都江堰而名垂千古。史载其“凿离堆以灌溉诸郡,沃野千里,而无水”。李冰变水患为水利,造福于民,故被神化为川主。祭川主就是希望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以《思南府志》曰:“俗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为土主,川主生辰。至日,有庆神之举。居民盛装神像,鼓行于市,谓之迎社火。” 

    其实,在土家地区,除了修建龙王庙、川主庙以乞求五谷丰登外,还建有先农坛、山川风云雷坛,炎帝庙等。这些坛祠的祭拜,其功能均为以示对农耕的敬重,教人耕种,以获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很强。突然降临的自然灾害,必然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产生种种敬惧心理,于是土家人对自然力崇拜,产生出许多祈福禳灾的民俗。其中有些是积极的、健康的,也有些是消极的、落后的。 

    综上所述,土家族的物质生产中的农耕文化及其形成的生产民俗,是土家族特定地区、社会群体中的大众,在一定生态环境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文化事象。它贯穿于土家族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也是土家族人对生产对象及其规律的长期观察、感受和思考的结果,是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和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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