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服饰既是一个民族物质文明的结晶，又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外化。民族服饰以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工艺美术的完美结合，构成有形有感的物质文化载体。土家族服饰的文化变迁正是土家社会历史文化的生动写照，它承载着历代民族政策演变过程，各朝代的民族政策演变制约着土家族服饰变迁规律。
一、唐宋羁縻制度下的土家服饰
“羁縻政策”是自秦汉以降，中央王朝就开始在土家族地区施行，到了唐朝时则进一步具体为“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民族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致使土家族出现强宗大姓统治的政治局面，土家族地区逐渐脱离中央王朝的控制，成为由各土著首领控制的地域性相对封闭的独立小王国，从而拉开了与中原地区社会发展的差距，延缓了土家族地区社会形态的发展变更。
土家族在唐宋羁縻时期，土家先民大都居住在大山长谷，林深菁密，人迹罕至，大地贫瘠，重山叠岭，岗峦峥嵘的地域，气候条件恶劣，他们长期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少，其生活水平远远地落后于周围汉族地区。土家地区自纺自织的土布历史悠久，“采五倍子，朱砂自制染料，染成蓝黑二色，以后多制蓝底印花”。土家农家妇多会纺线、织布，以供一家人穿衣之需。织成的土布俗称“家机布”，唐代称这种家机布为“溪布”或“洞（峒）布”。据《史记·西南夷传》载，汉代以前，西南夷开始织制一种斑斓多彩的“斑布”，这种布是采山里之葛，缫染成黄丝绩而成。《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土家先民板楯蛮，因呼赋税为“賨”，用大麻织一种细布，向秦纳贡，故名“賨布”。《溪蛮丛笑》对土家族的“溪布”作了如下描述：“绩五色线为之，文彩斑斓可观。俗用为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宋代以后，土家族纺织工艺日益发达，出现了“女勤于织，户多机声”的景象。
《后汉书·南蛮传》还记载有土家地区最早的一支先民“五溪蛮”的服饰形态，“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服”。先民们开始用布来装饰自己，他们腰围原始手工织机织的麻布条，身挂有五彩斑斓织锦装饰的原始衣裙，可以说是其真正服饰的开始。如果我们将其与中原地区其他民族服饰发展状况相比较就会发现，这一阶段是土家族服饰的草创阶段，服饰极其简陋，主要体现遮身蔽体、防寒御暖的实用功能。由此可见，在唐宋时期，由于羁縻州县土官的世代承袭，延绵不断，客观上奠定了土家族共同体的形成和社会相对稳定的基础。然而，羁縻政策的推行，没有改变土家族强宗大姓割据的社会形态，致使土家族服饰乃至其文化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二、元明清初土司制度下的土家服饰
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地方政治制度，形成于元，完善于明，衰微于清。它是中国封建王朝在边疆民族聚居地和杂居地带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是我国民族政策史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所谓“土司”，是指自元开始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按等级分为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元朝的土司制度，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以夷治夷”民族政策的承袭和发展。明朝统一南方后，朱元璋根据“威德兼施”、“德怀”为主的政策，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广建土司，大力推行“因俗而治”之策。清朝初年清王朝基本上承袭了明代的土司建制，直至“改土归流”。
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开始受到中原文化特别是封建经济生活的影响。物质条件在新的先进制度影响下开始改善，土家族服饰的品类开始丰富，发展起来，出现了衣裙、裤子、头饰，但男女服饰不分，皆显一式，男女均穿斑斓花衣（琵琶裙）和八幅罗裙。这一阶段土家族服饰仍然以遮身蔽体、防寒御暖为主要功能。清代李勖《来凤县志·风俗志》载：“民皆勤俭，不事华美，……妇女多事行绩，以供衣服。”“邑俗平居，皆大布之衣，非遇庆贺会宾客，虽缙绅之家，不著纨绮。”
土家人的服饰不分男女，服饰同类，上装短褂，下着长裤或筒裙，头缠长布帕，盘成大圆圈，脚穿布制袜、麻耳草鞋。在许多史籍中，都有明确地记载。明代土司志《宣慰司志》载：“……男女垂髻、短衣、跣足、以布勒额，喜斑斓服色，重农桑，男女合作。”明代《明一统志》载：“短裙椎髻，常喜渔猎，铜鼓祀神，刻木为契。”乾隆《永顺县志·风土志》卷四引雍正十二年（1734）永顺知县李谨文曰：“永邑民俗，短裙椎髻，常喜渔猎，铜鼓祀神，刻木为契。”土司旧志曰：“重岗复岭，陡壁悬崖，接壤诸峒，又边汉池，苗土杂居。男女垂髻、短衣、跣足，以布勒额，喜斑斓色服。”乾隆《永顺县志·风俗》卷六引《府志·杂记》：“土司时男女服饰不分，皆为一式。头裹刺花巾帕，衣裙尽绣花边。”同治十年（1884）本《保靖县志》载：“无论为男为女，为老为幼，白布包头，短衣赤足……”。
从这一时期土家服饰表现形态看，由于土司制度下的土司对境内土民肆意进行政治迫害、经济掠夺，专横不法，为所欲为，加上中央王朝在承袭、纳贡、征调等政策方面均有严格的规定，与中原地区相比，土家社会发展更为缓慢落后，差距更大。尽管土司时期的纺织水平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就整个土家地区整体物质生活水平来说，还相当低下。土家族妇女辛劳劳作的纺织成果，多以实物地租，赋税等形式为土司统治者盘剥了。这些纺织品最终不能充分地运用于美化他们自己的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土家服饰的发展和繁荣。
三、清雍正改土归流后的土家服饰
清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彻底革除了统治土家族地区几百年的土司制度，在清王朝“去蛮”的途径下，土家人的思想不断受到儒化，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生活习俗也逐步改变。“改土归流”的实施，彻底打破了“汉不入境、蛮不入峒”的禁令，清王朝在土家地区设立学校，传播灌输乃至强制推行汉文化，汉文化广泛深入地传入了土家地区，并采取严厉的手段，对土家族地区的民俗进行改革，致使土家族地区在服饰上发生了大规模的改革。
如：清同治十年（1884）《保靖县志》载雍正八年钦命：“……今蒙皇恩改土归流，凡一切有关民俗事，宜相应兴举，从前陋习，合行严禁。为此，示仰居民人等知悉：尔民一村一寨之内，或二三人家，仰遵劝谕，即将衣履改换……示后，限一年，尔民岁时伏腊，婚丧宴会之际，照汉人服色：男人戴红帽，穿袍褂，着鞋袜；妇人穿长衣，长裙，不许赤足，岂不有礼有仪，体统观瞻！倘有不遵者，即系犬羊苗猓，不得与吾民同登一道之盛矣！各宜恪遵勿懈。”
“……保靖男妇人等，头上皆包白布，宴会往来，毫不知非。夫白布乃孝服之用，岂可居恒披戴？合行严禁。为此示仰居民人等知悉：嗣后除孝服之家应用白布外，凡尔男妇人等，概不许用。若冬日御寒，以及田桑之际，或用黑蓝诸色。如违查究。”
在强权的推行下以及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土家族服饰首先在款式上，从男女一式到男女有别，逐步被汉族服饰所融合，其结果是，土家族男子不再穿裙子，妇女穿裙子的也逐步减少，只有土老司（梯玛）在做法事的时候穿八幅罗裙。男女的上衣也有明显的区别，男人的上衣叫“琵琶襟”，衣领不高，衣袖宽大，面襟满襟，布和扣边绕，衣边镶布条。妇女的上衣叫“银沟”，有衣领，多位矮领。衣襟、袖口缀有一条宽青边，青边间有五色梅花条纹。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后，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碰撞日益增多，从而促使土家人改变了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改进了耕种棉、麻的方法，提高蚕桑养殖技术，以致其纺织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
清代，土家服饰面料以棉、麻和丝织品为主，体现了农耕文化的特征，乾隆《永顺府志·物产志》载：“土妇颇善纺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锦棉维，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遂成五色。”
改土归流时期，土家社会受到制度更迭的影响，封建主流文化对土家族全面渗透，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与碰撞，土家服饰的功能也随之产生了一些变化。土家族服饰除了具备遮身蔽体、防寒御暖、适应生产需要等实用功能，还成为社会角色与等级身份的标志，服饰的样式、图案、花纹涵纳了更多的社会内容，耳饰、手饰的质地成了贫富的标志，“丝绸”与“葛麻”成了等级的标志，用稻草和桐麻编织的草鞋与做工精良的宽口布鞋成了田间劳作人与有身份人的标志。土官喜以穿流官的服装为荣，并借此标榜自己地位的提高。“长辫”与“粑粑髻”成了土家族少女与已婚妇女的标志；土家儿童的帽子，多有“长命富贵”、“福禄寿喜”、“八仙”、“十八罗汉”等字样及其各种花鸟草虫图案；土家男子喜欢包白帕子在前额为“人”字形。据潘光旦先生考察：白帕子代表老虎，包帕子就是崇拜老虎，也就是崇拜祖宗之意，服饰这种变化，体现土家族民族心理、民族意识、礼仪规范对主流文化的接受。
“改土归流”后，男女之间的服饰差异越来越大。土家族成年男子头包青丝帕或青布帕，呈“人”字形于额前；上穿对襟布衣，钉7～11对布扣；领高，袖小布长，衣的下摆、袖口和领围用白色布条滚边；老人多穿满襟长衫衣，扎腰带，较古老的上衣保持着琵琶襟的特点。裤子不分年龄，皆为青、蓝色，上镶白布裤腰，裤脚短而肥大。青壮年多用一幅青蓝布裹脚，宽口不屑；老人穿布袜，青布鞋，形如象鼻子。
相对男子的服饰，土家妇女服饰的特点是：色彩斑斓，饰物丰富。妇女上衣有云肩式、左开襟、右开襟几种，无领或矮领，衣襟、下摆及袖口均镶一条宽边，讲究的人家镶色布或刺绣花纹，胸前系青色挑华围裙。已婚妇女还爱穿白布衫套青色坎肩，俗称“喜鹊套白”。下穿黑布裤，裤脚加素色花边。未婚姑娘不包头帕，头上留一条长辫，用红、蓝色毛线作头绳，穿红、蓝、绿色衣服；胸前套彩色挑花围裙。盛装时，耳坠“瓜子”、“灯笼”银耳环，手戴钮丝银手镯，衣襟口系一条绣花手巾，胸前挂“牙钱”、“扣花”，上系有银链、银铃、银牌、银珠一大串，行走时叮当作响。下装在膝部和裤脚口贴梅花条或挑花，脚穿青布面子绣花鞋。
儿童的服饰主要反映在帽子上，按不同的季节变换帽形。春秋戴“紫金冠”，夏季戴“圈圈帽”、“蛤蟆帽”，冬季戴“冬瓜帽”、“狗头帽”、“鱼尾帽”，帽子上绣“喜鹊闹梅”、“长命富贵”等吉祥纹样，镶嵌有“大八仙”、“十八罗汉”等银菩萨，帽后还吊一些银链、银铃。脖子上戴银项圈，上系“百家锁”，胸前戴口水枷，脚上穿“粑粑鞋”、“虎头鞋”。在偏僻的山区，依稀可找到斜领直下的挑花童装、帽子，风格古朴典雅。
改土归流是土家族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直接导致了土家族土司的最终覆亡，它标志着土家族历史发展上一个漫长的旧时代的结束，改土归流后的土家族地区采取了系列积极的经济、文化措施，使得土家族的风俗习惯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基于此，土家族服饰变迁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了质的飞跃，加速了土家服饰民族特色的稳定和发展。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家服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上下掀起移风易俗运动，土家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逐渐融入到主流文化之中，土家服饰的本民族特色完全被融合。据各地方志记载，土家人穿着与汉族无异，只是少部分老年人还穿宽长的满襟衣和白布腰青蓝布裤身的裤子。在这一时期，土家族服饰的功能发生了退缩，主要体现遮身蔽体、防暑御寒等实用功能。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土家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大批流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而这些地方的群体也不断来往于土家地区，正是这种双向流动，对土家服饰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土家女子穿起了吊带装、低腰裤和高跟鞋；男子则穿上了西装、牛仔服、T恤、各类休闲服、皮鞋。至于中老年妇女服装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服饰也便装化。总之，作为土家文化载体的土家传统服饰走向衰退，现代化、流行化趋势凸现。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土家地区，原先单调的青蓝绿白色大众服饰被丰富多彩的成品毛线、丝线、棉纱、各种化学染料布等代替。土家人大多用上等面料“的确良”、尼龙或绸缎面料，而棉布则被看作次等布料。相对于土家自织的棉布而言，的确良和尼龙等面料具有轻柔、不褪色、不起皱、耐穿和不易磨损的优点。加之其他新式机器的运用，涌现了许多新工艺、新产品，产品图案新颖、色泽鲜艳、质地优良，深受土家人的欢迎。这时期土家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物质生活日益繁荣。人们对于服装的要求不再局限于满足最基本的需要，而是更多地追求服装的审美功能。尤其是年轻人开始潜移默化、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大众的着装风格，他们不再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穿本民族的服装，即使穿也只是在节日或表演等特殊场合，本民族的服装成了戏装，大众化的流行服饰取代了土家服饰。
1990年代以后，土家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从外地涌入土家地区各类大小服装店、各种档次布匹，使土家服饰原材料完全突破本土化，日趋多元化。加工材料和加工方式现代化，高科技融入到土家人服饰的制作当中，传统手工制作技术走向衰落。传统自纺自织自染的生产方式几乎成为历史，而改用现代工业缝纫设备、提花机制作。纺车、织机、染缸等染、纺工具多已废弃。伴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兴盛，土家地区的民族旅游业逐渐被挖掘出来，许多有识之士重新认识本民族的服饰，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和重视。在旅游区、大型节日、重大活动中随处可见穿上本民族服饰的人。这既吸引了游客，彰显了民族特色，又标明了民族身份，增强了民族意识。可见，现代土家族服饰的回归主要是基于效益功能和标志功能，原始的实用功能退居次要。
纵观土家族服饰的变迁历程，土家族服饰变迁是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结果，每一次重大社会制度文化的改变，都使传统的土家族服饰发生了跨越式的变迁，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跳跃性特征。土家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民族的迁徙、移民戍边及朝代更迭、经济往来的日益增多，外来文化的浸透和影响，土家族服饰作为人类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人类服饰的普遍功能，还具有民族的标志与识别功能、宗教信仰表达等功能，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
土家服饰的变迁历程是历代民族政策演变过程的缩影，它的发展受制于各时代的民族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巩固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仍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