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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地区来凤民间的地龙灯传说

                          作者:向华  信息来源:土家网友


    “龙灯”在我国流传了几千年,是极为盛行也深受民众欢迎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由于地域特征、物质条件、民族性格、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其艺术风格和表演方式也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象。在湖北省来凤县旧司乡一个土家族聚居的小山村—大岩板村,流传着一种“地龙灯”,而是不同于常见的“布龙”、“草龙”、“板凳龙”、“人龙”、“火龙”等龙灯,而是以其独特的形象构造、丰富的审美艺术、精湛的表演技巧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在群龙中脱颖而出,堪称“龙灯一绝”。

    地龙灯简介

    地龙灯流行于来凤大岩板村一带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它是由一人舞圆宝、九人舞龙、一人舞凤、若干人奏乐的一种多人配合表演的民间广场艺术。地龙灯表演于每年农历正月和五月十五日,在街头、坝坪或村宅的堂屋、院落中进行。舞地龙灯除了娱乐外,在当地还有扫瘟镇邪、祈求人寿年丰之意。

    地龙灯的整套道具由龙、凤和圆宝(龙珠)组成。它的制作精巧古朴,色彩鲜艳明亮,造型美观别致。“地龙”,顾名思义就是在地上爬行的龙,它不用木棍举,九节龙身分别由九人控制,其中一人执龙头,一人背龙尾,其余每节均由一人单手抓住龙身内的一圆形篾圈或以头托龙,另一只手抓住前者的腰带,表演者上身藏于龙身内,双脚为彩色龙衣所遮。民间有顺口溜如是说:“地龙灯,地龙灯,不用篾篓不用棍,巴地梭着走,活像其龙行。玩耍龙人弯着身,站的骑马桩,走的弓箭步,似同狮子灯。”此乃一语道中地龙灯的独到之处。表演开始时,由一男子举“圆宝”,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引龙上场,并不时转动圆宝,即兴穿插各种跟斗技巧,逗引地龙追珠抢宝。地龙则憨拙地晃头摆尾跟随,形象栩栩如生,动作灵活多变,精彩异常,其表演套路有“龙起身”、“龙抢宝”、“龙盘饼”、“龙回首”、“龙过桥”、“龙盘树”、“龙困滩”、“凤骑龙”、“龙盘凤”等十多种。在热烈的气氛中,彩凤(由一男子套凤头、凤身和凤翅扮演)长鸣一声翩翩上场,围绕地龙左右飞舞,忽而与龙嬉闹,忽而展翅为龙遮阳。由锣、钹、鼓等打击乐伴奏的乐曲的力度和速度紧随舞蹈者的情绪及舞蹈的内容而自由转换。表演至高潮时,彩凤腾身跃上龙背,顿时红鞭齐爆,鼓乐高奏,表演者情绪激昂、高声呼叫,围观者心潮澎湃、欢声喝彩,形成一派“凤鸣龙吟”、“龙凤呈祥”的祥瑞之气。

    地龙灯的传说

    地龙灯的与众不同之处,除了它是一条在地上爬行的龙以外,还在于它一直与凤共舞,这在其他地区和民族都极为罕见。究其缘由,我们还得从地龙灯的传说说起。

    关于地龙灯的传说,当地民间有两种说法。

    一说:当年秦始皇有一件能赶山填海的稀世珍宝—赶山鞭。有一年,秦始皇打算赶山填平北海,他的三太子知道后,心中非常着急,因为他与北海龙王的三女儿正暗中相爱,且三公主已有身孕,若北海被填平,龙王家族将无处安身。三太子无奈,只好盗取了父王的宝物,连夜逃走。三公主得知此事,思太子心切,有一天来海滩等候三太子,忽然临盆,在海滩产下一男婴,又不敢带回龙宫抚养,只好含泪弃置沙滩而去。婴儿饥渴,啼哭不止,深山里有一只白斑母虎,听到哭声后,忙奔到海边,将虎乳滴进婴儿口中喂养。第二天,烈日当空,婴儿无遮无盖,忽然从云中落下一只彩凤,天天为婴儿遮风挡雨,人们称此子为“龙生虎养凤遮阴”。孩子长大后力大无比,本领高强,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楚霸王。楚霸王建功立业后,下令民间,于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五、十五及五月十五扎龙、凤表演,以示他感念这些神兽的生养之情,于是就传下了地龙灯。据说先前的“地龙灯”表演中还有虎,但由于土家族忌虎,所以后来就取消了虎,只剩下龙和凤。

    二说: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玉皇大帝封泾河龙王为雨布大臣,并对降雨作了严格的规定,即城内三点,城外七点,这样才有利于百姓五谷丰登、安居乐业。有一天,泾河龙王的三太子鳌炳偷走了玉玺,冒充泾河龙王行使雨布大臣的职责,他无视天条,逆而行之,使得民间连年饥荒,民不聊生。玉帝查明此事后,怒不可遏,下令由魏征监斩将他除掉。此后,其父泾河龙王继续接管雨布大臣一职,他严尊天令,处处为百姓着想,从此天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从那时起,人们便在每年的正月十五之前及五月十五舞地龙灯,以此来感谢泾河龙王的施雨之恩。

    第一种传说在当地民间流传较广,被作为原始资料收进《土家族民间故事集》、《来凤县志》、《来凤民族志》等文献中公之于世。第二种说法在民间不甚流传,在各种文史资料中也找不到相关记录,是笔者在大岩板村调查时,当地一位年过七旬、颇具影响的民间老艺人口述的,这位老艺人也是地龙灯的重要传承人之一。从“传说二”中的人物和内容看,与《西游记》中“魏征梦斩泾河龙王”一章有雷同之处,用在此处,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但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特征,便可以从思想根源上找到它们的某种契合点。 
传说中的文化意蕴

    “历史的材料、历史的表述方式和艺术的虚构加工在民间传说中的有机结合,使民间传说中出现了历史性、可信性和传奇性并存的复杂状态。”(屈育德:《神话·传说·民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关于地龙灯的两则传说内容虽不尽相同,但都是在信仰与幻想之间虚构了一些离奇的情节,凄婉曲折、引人入胜。它们不仅从表面上解释了地龙灯的来龙去脉,还传递着种种更深层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第一、古老的“崇龙”意识。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自古就是民间传说中最受崇拜的神灵之一,龙的形象被创造和赋予了种种神性。我国是一个有着古老农耕历史的民族,古代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均认为龙司雨、主水。古人有云:“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们的祖先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中,把与水有关的臆想物—龙作为自然力的化身,希望借助龙的神性和威力战胜自然,过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的生活。

    来凤县地处鄂西南五溪之域,峰峦叠嶂,地势险恶,自古为蛮夷所居。而位于来凤南端边缘的大岩板村,更是山高林密,偏僻荒野,远离城镇,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滞后,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刀耕火种般的生活。清代的《劳动歌》云:“山外原无地,山头尚有田。刀耕农当锸,火种野无烟。灌溉难为力,荣枯只问天。传闻春夏日,此岁雨绵绵。”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下,面对千奇百怪的自然现象与冷酷无情的天灾人祸,人们无法理解也无力抗拒。因此,龙便成了人们心中能超越自然的神,它是吉庆祥和的象征,是美好愿望的寄托,是幸福生活的源泉。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传说二”(舞地龙灯是为了感谢龙王的施雨之恩)存在的外在客观条件和内在的思想渊源。

    龙不仅是超越自然的主宰力量,它更具有最原始最神奇的生殖能力。自古以来,龙便被视作具有超强生殖能力的意象之物。在历代古籍记载中,三皇五帝、圣哲贤人、天子祖神感龙而孕、触龙而生、与龙合体而孕生或是出自龙体的故事举不胜举。民间流传的此类神话传说故事也甚为丰富,如关于土家族祖神白帝天王的传说:相传土家族先民巴人五兄弟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族中有位女子去井边浣衣,将其戒指掉落井中,于是解衣宽带跳入井中拾拣,井里跃出一条白龙,向其闪射三道白光,该女子孕娠而生育白帝天王三兄弟;后来,白帝天王三兄弟为皇帝征战有功,皇帝害怕他们夺取王位,暗用鸩酒将其毒害;死后,三人化为三条白龙,缠绕皇帝金殿殿柱,使皇帝惊恐万分,便封其为白帝天王,立庙祠于五溪,至今庙宇尚存。古滇国亦流传有与此相类似的感龙孕生的《九隆》神话:哀牢夷沙壹妇,江河捕鱼、浣絮,“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呼十子为其“龙子”。这两则神话传说夸赞了龙生殖功能的神奇。而地龙灯传说中的楚霸王项羽非感龙触龙与龙合体而生,而是由龙女所生,出自龙体,较之以前更为直接、更为鲜活。

    无论以何种形式生殖,龙始终是人们心中神圣的生殖之神。而且凡因龙而生的无一不是天之骄子、国之帝君、民之圣贤;无一不是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昌盛、百姓的幸福、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非凡之人。他们是“龙子”,代表着荣华富贵和至高权位;他们也是百姓心中的族神,是人们顶礼膜拜的祖先。土家人最崇拜祖先,祖先崇拜在千百年来土家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及人们的意识形态中是重要的民族凝聚因素,散发着较强的向心力。第一种地龙灯传说中的项羽系龙生虎养凤遮阴而长大,且具有超凡的本领,后成为一代骄子楚霸王。他视对自已有生养庇护之恩的龙、虎、凤为族人的祖先,并下令民间以舞“地龙灯”的形式来悼念和祭祀,鲜明地体现了祖先崇拜的性质。
古老悠远的龙崇拜遍存各族各地,土家族聚居的大岩板村一带,自古巫风盛行、傩祭浓烈,崇龙文化自然淤积深厚。地龙灯传说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凄美的爱情、感人的亲情以及君王的爱民之心,还深刻地揭示了集自然力崇拜、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多种内容于一体的“崇龙”文化现象。

    第二、虔诚的“尊凤”理念。

    地龙灯传说中的项羽乃楚国大将之后,是历史上有名的英雄人物。将他的身世和命运与凤的灵性和神力紧密地联在一起,绝非偶然之事,这是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一种信仰的无限传扬。

    楚先民以凤为图腾,楚是尊凤的民族。凤,是远古的人们以现实生活中的鸟类为雏形,以自己的审美观和想像力所熔铸成的神物。《山海经·海内经》载:“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说文》:“凤,神鸟也。”《白虎通·五行篇》记:“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鸾亦凤。屈原《远游》:“祝融戒而跸御佤,腾告鸾鸟迎宓妃。”可见,楚先民视凤为先祖祝融的化身,把凤当作祖先来加以崇拜。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凤与楚国的势力和发展联系起来,将它作为民族和王权的象征来尊崇和热爱。在各地出土的楚文物中,凤的图像屡见不鲜,无论诡奇壮美的雕像和千姿百态的图案,都是楚俗尊凤的实证,饱含着楚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凝聚着楚人对善和美的向往。

    楚人立乎东西南北之中,介乎华夏与蛮夷之间,其文化传统也充满了浪漫情调和淳朴气息。楚国在进行扩张与兼并的同时,也广泛地进行着文化和思想的传播和渗入。地龙灯传说里的“凤遮阴”情节,便是楚人“尊凤”理念在楚西南的来凤土家族(当时称作“南蛮”)民俗生活中的一种遗存。

    第三、潜藏的“白虎文化”。

    几千年来,“白虎文化”一直笼罩着土家族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并随之而发展演变,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土家族文化的独特个性。地龙灯的表演中只有龙和凤的形象,不容易看到“白虎文化”的因子。但是,从地龙灯的传说中,我们便可以读出那隐含其中的土家族白虎文化了。

    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人类产生的神话,这些远古神话既反映了远古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也为后世人类的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埋下了基石。从土家族关于“白虎神” 廪君的神话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白虎文化”的根源。《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则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从这则神话中可以看到:因为巴人的一个杰出祖先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成为白虎神,所以后人祭祀纪念他,并视白虎为祖先的化身而加以尊崇和敬仰,说明巴人很早就存在着白虎崇拜的原始宗教观念,这种崇拜体现着明显的祖先崇拜的色彩,显示着“人神合一”的性质。在另一则土家族神话《八部大王》中,天上的白虎神是个慈善的长者,叫“白虎娘娘”,土家族的八部大王就是她放到人间的英雄,是喝虎奶长大的。这则神话反映了白虎与土家族的历史渊源关系,映射着图腾崇拜的投影。

    白虎是土家族原始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双重物象,在土家族先民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了显要的位置,成为土家族民族心理意识的一个历史性内核。土家族人民尊崇白虎,不仅因为它与土家人祖先密切相关,还因为它勇猛神武,是仁义的化身,是解人危难、极富人情味的神灵。这在土家族众多的传说故事(包括地龙灯传说)中都有具体的体现。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土家族既然崇虎、敬虎,为什么在地龙灯传说里却说土家人忌虎,从而在表演中取消了虎呢?这实际上是土家族“敬白虎”与“赶白虎”两种民族心理与信仰在民俗事象中的具体体现。这种矛盾对立现象的形成,是有其历史的、内在的复杂原因的。

    据专家考证,土家族“敬白虎”与“赶白虎”现象有一个地域上的大致分界,即:鄂西南清江流域是“敬白虎”,祭祀廪君,没有“赶白虎”现象;而湘西水、酉水流域(包括鄂西南来凤等地)大多是“赶白虎”,虽也有过“人祠”习俗,但不是祭祀廪君。在川东南、黔东北等地则是“敬白虎”与“赶白虎”两种习俗并存。有些地方把白虎神分为“坐堂白虎”与“过堂白虎”两种。“坐堂白虎”是家神,要崇敬;“过堂白虎”是恶神,要驱赶。由此形成了鄂西南清江流域的“敬白虎”和湘西水、酉水流域的“赶白虎”这两个具有不同观念意识的文化圈。位于鄂西南边陲的来凤正好属于湘西水、酉水流域的“赶白虎”文化圈,人们视白虎为凶神恶煞,是要极力避讳甚至赶杀的,所以流传于此地的地龙灯里自然就不会出现白虎了。

    赶白虎习俗是土家族白虎崇拜在其流传积淀过程中由于民族生态环境多方面因素的投射而产生的一个较大的变异。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白虎为患,秦王以重金招募能杀虎之士,后有蛮夷(巴人)数人中之,并从此专以射白虎为事,曰“板蛮”,活动地点在川东。自秦灭巴后,至少有一部分板蛮进入了湘西,并把其射虎的技艺也带到了湘西。在山高林密、虎豹猖獗的湘西一带,他们的技艺得以流传,直至近代这里还有专门猎虎的打虎匠,射白虎的习俗也因之而积淀于民族风情生活之中。

    大量有关的记载肯定了“板蛮是鄂西迁来的巴人的一支”的观点。但是,作为巴人的一支,他们为什么会以专射白虎来伤害祖先崇拜物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非常赞同土家族研究学者曹毅教授在《土家族民间文化散论》一书中的阐释。他认为:“巴人”实际上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廪君的嫡系后裔,也包括初始并不是“巴氏”的黑穴四姓及其后裔。黑穴四姓因在比试中技输一筹才不情愿地臣服廪君,加入了以巴氏为主的氏族联盟,而成为人们泛称的“巴人”的一部分。因此,黑穴四姓与廪君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和谐因素,他们存留着对于廪君的隔阂甚至反抗心理,他们的后裔也不会虔诚地崇拜廪君,这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氏族矛盾斗争心理与感情的。廪君率众西迁“君乎夷城”后死去,他的嫡系后裔多留在清江流域,而存有不臣之心的黑穴四姓则多数向西入川,板蛮即其后裔,后又迁入湘西。他们的祖先虽也有虎图腾崇拜,但对于白虎是廪君的化身这个意识却非常鲜明,所以他们专射白虎来表达对廪君的仇恨和反抗之情。

    地龙灯传说中映射出土家族“敬白虎”与“赶白虎”两种民族心理与风俗民情,正是这种矛盾对立现象的存在,使得土家族的白虎文化变得扑朔迷离、纷繁复杂而又更加丰富多彩、耐人寻味。

    第四、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渗透。

    土家族没有本民族的宗教,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也没有禁婚的习俗,是个较为开放、开化的民族。这为土家族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相互学习和影响提供了有利条件。

    纵观土家族的民族关系史,从羁縻州时期朝廷与溪洞蛮的“贡赐”关系,到土司制度时期朝廷对土家族的武力征服、森严禁令和土司内部不可逾越的等级仪制,尤其是民族大融合的改土归流时期土司陋规的废除、交往禁令的解除、外来客民的迁入、汉文化的传入、汉语言的通行等使得汉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传统儒家的人伦道德也随之传入,民族间的影响甚是强烈。民国时期的战乱和革命进一步加深了民族间的团结和合作。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逐步建立了真正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新型民族关系,土家族人民与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着美丽的家园。正是由于这些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人文活动,推动了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融,从而催生孕育了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的土家族文化。

    湘鄂渝黔边接壤的土家族聚居地来凤,“其初,民皆土著,大抵散毛遗烈犹存者,久之,流寓渐多”,“五方杂处”(向子钧、周益顺、张兴文主编:《来凤县民族志》,民族出版社,2003年3月版)。境内各族人民长期杂居或交错聚居,多民族组合的村寨和家族,将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中原汉族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多元交织积沉带。因此,来凤土家族在风俗习惯、服饰礼仪、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语言思想等文化方面,无不显示出兼容并蓄的特点。

    地龙灯传说便是汉文化、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的一个典型的缩影。其中的主人公之一项羽乃楚将之后,随叔父项梁起义,与刘邦一争天下,自封为“西楚霸王”,一度“威震楚国,名闻诸侯”。(《史记·项羽本纪》)虽后在垓下被围,至乌江自刎身亡,但其仍不失为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下相,今属江苏,可见,项羽并非土家族人氏;龙从古至今都是华夏民族的图腾崇拜物,“舞龙灯”几千年前就已在华夏大地流行,后在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广为流传,与人们的生产习惯、信仰习俗、人生礼俗等息息相关;凤是楚人的图腾崇拜物,“崇凤”是楚文化的重要标志,在楚地的一些地方(如郧阳等地),至今仍流传着一种民间艺术—凤凰灯,而来凤也是因相传凤凰来临过此地而得名;虎一直是汉人的四灵之一,地龙灯传说中叙述的给项羽喂奶的是一只“白斑母虎”,而白虎正是土家先人廪君的魂魄化身,也即土家族的图腾崇拜物……从这些文字信息中我们看到了汉文化与楚文化的因素,也看到了汉楚和巴蜀文化的交叉点和某些契合之处。

    因此可见,地龙灯并非土生土长的土家族民间艺术,它应该是源于楚地的汉族人群之中,后在民族大融合中由汉人带进土家族聚居的来凤大岩板村,土家人在继承发扬汉楚“崇龙”、“尊凤”文化的同时,又按照自己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民族意识和地域特色,将汉族单纯的敬虎信仰演变成土家族独具韵味的白虎文化,使其成为多种文化的杂糅体,呈现出奇妙的文化景观。如果说来凤民间艺术“地龙灯”是多种民族文化交融和整合的艺术结晶,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殿堂里一朵瑰丽的奇葩,那么,来凤民间的地龙灯传说则是我国民间文学浩瀚海洋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研究博大精深的土家族文化的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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