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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自治州土家族族源
                                     信息来源:恩施州民族志


    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湘鄂渝黔毗邻地区,是我国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民族。

    关于土家族的族源,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多源说”已逐步成为民族研究界的共识,即多数学者认为以某一先民为主体,融合了其他民族后形成了土家族。自潘光旦教授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中提出“巴人说”之后,土家族族源问题就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史实依据,或对“巴人说”进行补充和完善,或对此进行大胆质疑,相继提出了湘西土著说、乌蛮说、江西说、濮人说、蛮蜒说、羌人说、賨人说等。这些学说皆有其立论的史实依据,但都有各自的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土家族族源问题时提出了“多源说”,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土家族研究者的认同。“多源说”既承认巴人在土家族形成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也承认土家族地区的土著部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土家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使土家族族源研究进一步深化。

    恩施州的土家族,是湘鄂渝黔土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源流上与湘西、渝东南、黔东北土家族既有普遍共性,也有个性差异。从总体上说,恩施州的土家族,是古代鄂西南土著巴人在吸收当地其他土著部族和迁入该地区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具有多元一体的典型特征。

    一、族称

    (一)自称

     恩施州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或“贝京卡”。关于土家族自称的含义,人们普遍将其解释为“本地人”,与迁入该地区的其他民族“客家”相对应。随着民族研究的深入,相当一部分学者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毕兹卡”是土家族自古以来的族称,意为“最早居住者”或“土著”,而含有“本地人”之意的“土家”,应是在汉族和其他民族大量进入“毕兹卡”地区后以示区别而出现的。一些学者还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毕兹卡”的汉译进行了考证,认为“毕兹卡”中的“卡”具有“人”或“族”的意思,而“毕兹”则没有“本地”之意,故认为将其汉译为“本地人”不准确。土家人采用汉语后,土家人遂用汉语称其族为“土家”,称其后迁徙到鄂西南的汉、苗、侗族人为“客家”。也有土家人称苗族人为“苗家”,而自称“土家”的。在咸丰县,“土家”、“官家”与“商家”相互对称,但官家中含有部分土家,而商家中土家绝少。

    (二)他称

    从史书记载看,土家族先民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域有不同的称谓,但其中大部分是“蛮”、“夷”、“蜒”之类侮称。殷商、西周和春秋战国之际,汉文典籍往往把土家族先民称为“巴人”。秦统一全国后,史籍除把土家族先民称“巴”或“土”外,多以地名族。但以地名族,往往其地并非一族聚居,族类不一,其中含有土家族先民组成的族团或族支,则毫无疑问。秦汉之交,土家族先民被侮称为“巴郡南郡蛮”、“黔中蛮”,其中南部地区的被侮称为“武陵蛮”、“溇中蛮”。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家族先民被侮称为“五溪蛮”、“巫蛮”、“巴蜒”、“建平蛮”、“信州蛮”或“施州蛮”。唐宋时期,土家族先民被侮称为“施州蛮”、“顺州蛮”、“高州蛮”、“北江蛮”或“磨嵯洛甫蛮”。宋朝,苗族专称出现后,专指湘鄂西一带土家人的“土丁”、“土民”、“土人”、“土蛮”等称谓大量出现。元至清初,仍沿宋时称谓,还有称土家为“土苗”、“九溪十八峒蛮”者。晚清在鄂西南的部分地方志中,正式出现了“土家”的族称。《利川县志》有“八姓土家”的记载。1912年定稿的《咸丰县志·氏族》载:“今就本县氏族列之,大致分土家、客家两种。土家者土司之裔……;客家者,自明以来,或官或商,寄籍斯土而子孙蕃衍为邑望族者也。”建国初期,《恩施报》在报道咸丰唐崖土司遗址时,曾有“土著”、“土人”等称谓以名其族。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鄂西南部分群众就自报其族为“土家”。1957年1月3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土家族是我国单一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作为正式族称。

    二、源流

    (一)以古代巴人为主体的族群,是恩施州土家族的源头

    土家族聚居的湘鄂渝黔毗邻地区在历史上曾分布着众多的族群,自古以来即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中有部分是当地的土著民族。《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境内民族众多,“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他们中的一部分应是土家族的先民。上述民族中的巴、濮在鄂西南有大量分布,但究竟还有哪些民族居住在鄂西南,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鄂西南土家族的源头是一个以巴人为主体,包括以濮人为代表的其他部族在内的多元结构。定居于鄂西南的巴人逐步吸收、融合当地其他部族和迁入该地区的部分先住民族(针对后来迁入该地区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而言),进而形成土家族这个新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首先,巴人是鄂西南土家族的主要源头。恩施州境内的土家族,与居住在这里的古代巴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世本》及《后汉书·西南蛮夷传》有关于鄂西南土家族先民来自“廪君蛮”传说的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之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朗,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传说表明,在上古之世,居于武落钟离山赤黑二穴的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个部落,通过掷剑和赛土船决胜负的方式,推举廪君为五姓部落联盟首领。其后,他们在廪君率领下,沿夷水(今清江)进入今恩施州境内,战胜盐水女神部落后,称君夷城(今恩施)。可见土家族先民属巴氏廪君种,并曾有过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阶段的社会生活。

    廪君立城后,其后裔一部分继续西迁至川东(今重庆市境内),建立巴国,一部分继续居住在恩施州境内,陆续向西部和南部流动,即沿忠建河,经宣恩,至来凤、咸丰等地方,其中一部分进入湘西境内。秦灭巴后,定居于鄂西南的巴人,虽然经历了历代王朝更迭和战争变乱,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大的迁徙,一直比较稳定地生活在这一地区,繁衍生息,绵延不断,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了与之邻近的部分其他民族成员,逐渐形成土家族,成为今恩施州境内土家族的主体先民。

   考古资料中有大量关于土家族来源于巴人的线索。在湘鄂渝黔毗邻地区,相继出土了大量的虎钮錞于及铜戈、铜剑、铜钱等饰有虎纹的巴文化遗物,其年代为战国时期至西汉初期。这些巴文化遗物见证了巴人定居和活动于湘鄂渝黔毗邻一带的史实。恩施州境内出土的巴人遗物,主要有虎钮錞于、巴氏剑、巴氏矛等,其中虎钮錞于20余件。《湖北通志》记载,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施南府发现“大小二虎錞,大者五十余斤,小者二十余斤,形制悉与(宣和)图说相合。”解放前后,在全州各县市都相继出土了虎钮錞于,其中在建始出土了土家族地区迄今唯一的一个双虎钮錞于。

    大量与“巴”有关的地名痕迹,也表明巴人曾分布和活动于鄂西南地区。如,清道光《施南府志》卷29载:施南府卫城南二里有“巴公溪者,相传郡南有巴公塚,昔有巴国大栅王世葬于此,或呼为巴公山也。”

    大量的民族学材料,则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巴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的承袭关系。范晔《后汉书·西南蛮夷传》卷86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人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这种以人祭祀的遗风直到清代仍能在鄂西南一带土家族中找到痕迹,这便是“还人头愿”习俗及其演变形式“牛头愿”。据《鄂西土家族简史》载,清代,咸丰县活龙坪的田姓,还保存着“还人头愿”习俗,还愿时要买一人,杀头以其祀祖。距今约150年前,田姓族长之子犯了白虎,买一乞丐代替,但因乞丐与其子同宿,还愿时误杀了自己的儿子,遂下令禁止,改还“人头愿”为还“牛头愿”。在恩施大吉一带的覃、田、向很早也流行“还人头愿”,代代相传下来,后来觉得太残酷,才由巫师在自己头上划破一道口子,用几滴血来表示以血祭祖,此俗一直沿袭到解放前。土家族的白虎图腾崇拜显然与巴人尚虎的原始信仰存在直接的承袭关系。此外,土家族的摆手舞、竹枝词分别与巴人的民间歌舞“巴渝舞”、“竹枝”有着直接的承袭关系。

    巴人姓氏和土家族姓氏之间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如土家族“覃”姓、“向”姓就是分别以巴人“瞫”姓和“相”姓为原型发展演变而来。

    方志和族谱中有关于廪君蛮演化土家族的记载。清同治《咸丰县志·氏族志》载:“唐崖、金峒覃氏,为本地土人之最古”。而咸丰“古属廪君国”,“周初为巴国地”。咸丰丁寨万家坝覃芳飞所藏《覃氏族谱》载:“我祖源出武略钟离峒(即武落钟离山),赤黑穴中,各俱姓氏。我祖姓覃为氏,确不异也。我祖源古代巴国之祖,从尧舜夏商,立国定州。我地原属荆梁二州,……兴秦灭巴,弟兄子孙四散,自汉有覃天然,唐有墨来送,宋有覃汝先、覃汝恒、伯坚、伯圭,时有出入。”县志记载说明咸丰古代为巴国故地,而族谱记载则说明咸丰土著覃氏直接来源于廪君蛮。

    口碑资料也有关于土家族族源的传说。巴东和恩施境内,在土家族民众中流传着不少“鹰公公与佘(蛇)婆婆”的神话传说。在巴东县清太坪也有与此传说内容相同的铭文:“太祖祖母佘氏,元末人也。相传元季之乱,蜀禁骚甚,太夫人从太祖避乱山中,遇土寇猖獗,遂相传(佘)太夫人走避本邑响洞。及出,则峭壁万仞,鸟道俱绝。太夫人仰天大哭。忽有巨鹰至,伏身作人言,令其瞑目登背勿恐。因祝曰:‘谭氏有后,当得不死。’遂跨焉。甫闭目间,身已及地。后人因名其地曰‘落婆坪’,后梦鹰入怀,生得谭天飞姊妹。天飞生八子,分住八坪,号‘八坪谭’”。这一碑文,主要记述了土家族谭氏的始祖住地、族源,也曲折反映了巴东一带土家族曾经历的一段原始社会生活。咸丰唐崖司一带流传着“覃姓的由来”传说:相传,他们的祖先本姓谭,后来因造反失败后,被迫外逃川东避难。相传他们外逃的这天正好是一个晴天,因“晴”与“覃”音近,故改姓为“覃”。在民间,土家族的覃姓与谭姓过去曾有婚姻禁忌,被认为是同宗。从以上口碑资料中可以解读这样的历史信息:廪君蛮“瞫”姓演变为土家族“谭”姓后,又从“谭”姓中分化出“覃”姓。

    其次,濮人是鄂西南土家族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濮是商周时期属于“南蛮”系统的土著民族。文献资料中有关于濮人来源、迁徙的记载。商时,濮在“商之正南”[1] ;西周时,濮为“周之南土”[2];春秋时,“濮在楚之西南”[3]。《尚书·牧誓》卷11则记载:“濮在江汉之南”。可见,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早期濮人与巴人受楚攻逼,所以从周代到春秋战国,濮人大批向西南迁徙。其中一支向湖南沅水、酉水一带流动,后逐步遍及湘西、鄂西南、渝东南、黔东北等巴人地区。迁入鄂西南的濮人,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渐融合到土家族中,成为鄂西南土家族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都表明,濮人和土家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魏书·僚传》记载:“僚者,盖南蛮之别种,……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这种干栏式建筑以后逐步演变为吊脚楼,成为土家族民居的主要形式。

    《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西南蛮夷传》、《魏书·僚传》、《通典·僚传》以及《溪蛮丛笑》等文献中均有濮人“绩织细布”的记载。濮人这种喜织细布的生活习俗在土家族中源远流长,从唐宋以后出现的“女勤于织,户多机声”的社会现象,到元明清土司时期出现的土家族西兰卡普,都表明土家族传承了古代濮人“绩织细布”的生活习俗。

    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保存着许多濮人的悬棺遗迹。恩施州境内的悬棺遗迹多达40余处,集中分布在三峡地区、清江流域。其时代最早者在战国时期,迟者在唐宋以后,其族属多为濮僚族系。濮人这种悬棺葬和后来土家族“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的悬棺葬现象之间,必然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可见,濮人的悬棺葬不仅在土家族地区有大量的遗迹,而且对土家族的葬式产生了一定影响。

    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曾受濮人竹崇拜文化的影响,并保留了许多痕迹。《施州考古录》载:“竹王祠故址,据《建置志·祠庙》载:有竹王祠在城东北郭外,即夜郎侯祠也。”一些民族学材料也表明,鄂西南土家族地区过去曾流行过竹崇拜,至今仍有一些与竹崇拜有关的民俗事象。可见,濮人的竹崇拜文化曾传播到鄂西南土家族地区,并被土家族所传承。

    再次,鄂西南地区的其他土著部族和迁入该地区的部分先住民族,也是土家族先民的组成部分,是构成土家族源头多元性的重要成分。

    鄂西南土家族未形成之前,在今恩施州土家族聚居地区,除巴、濮之外,还分布着一些其他土著部族和迁入该地区的先住民族。
考古材料证实,鄂西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活动的痕迹。这些古人类可能就是鄂西南一带土著部族的早期先民。因此当巴人、濮人尚未进入这一地区之前,就有部分土著部族在这一带活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蛮蜒”(或称“蜒”)。早在南北朝以前,“蛮蜒”在湘鄂渝黔接壤地区就已相当活跃。《太平寰宇记》黔州条明确指出,五溪蛮“古谓之蛮蜒聚落”。可见,蜒人是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最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这一地区还居住着其他的一些土著部族。如,“盐神部落”、“容米部落”就是鄂西南古老的原始部落。他们中有的融入巴人之中,与鄂西南土家族有族源关系。如,容美田氏先民自称是直接从容米部落发展演变而来的。

    当巴人、濮人进入鄂西南以后,又有一些其他民族相继迁入这一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步融合到巴人之中,成为土家族先民的组成部分。夏禹时,三苗战败,其遗众一部分迁入鄂西南的酉水流域,和土家族先民相互杂居。由于长期被土家族先民包围和涵化,多数融入土家族之中。因此,鄂西南土家族先民中包含了部分三苗遗众。

    (二)迁入鄂西南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是形成恩施州土家族的支流       

    秦灭巴后,巴国疆域纳入了秦朝的政治版图,加之土家族聚居地区处于祖国腹地,位于汉族地区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结合部,大量汉族先后迁徙到今恩施州境内。早在宋代,施州城及其附近就出现土汉杂居的局面。土司时期,中央王朝派遣的部分汉族军队长期驻守在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以加强对土家族土司的监视和军事威慑。同时,亦有部分汉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相继进入这一地区谋生。改土归流后,迁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的汉族人口剧增,对土家族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有大量土家族被汉化,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汉族“土家化”,逐步融合于土家族之中,为土家族不同支系的最终形成起了催化作用。尤其是那些深入土家族聚居区的汉族,长期与土家族通婚,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从文化特征上考察跟土家族没有区别,完全融于土家族之中。所以,改土归流前迁入鄂西南的汉族后裔大部分承认自己是土家族。

    从元代开始,蒙古族、苗族、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也先后迁徙到鄂西南土家族地区,其中一部分相继融合到土家族之中。

    元王朝建立后,鄂西南诸洞土家族首领相继附元。但归附的同时,又伴随着反叛。为了平息鄂西诸洞叛乱,并对当地土司进行监视威慑,元王朝除临时派遣大量蒙古族、汉族军队进驻鄂西平息叛乱外,还派遣一部分蒙古族军队长期驻守于鄂西南,致使其中部分军队长期滞留于该地区,逐渐融合于土家族之中。

    文献中有关于蒙古族军队进驻鄂西南土家族地区的详细记载。万历《湖广总志》卷66记载:“蔡邦光,至元十三年攻施州,夺其城,征散毛,卒。”石抹按只“领诸翼蒙古、汉军三千戍施州”[4]平叛;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九月,“亦奚不薛之北,蛮洞向世雄兄弟及散毛诸峒叛,命四川行省就遣亦奚不薛军前往招抚之,使与其主偕来”[5];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七月,叉巴、散毛洞曾再次举行大规模的反抗。元世祖“敕荆湖、四川两省合兵讨叉巴、散毛洞蛮”[6]。“塔海贴木儿,答答里带人,宣武将军、管军总管。五溪蛮散毛、大盘蛮向木得什用等叛。从行省曲里吉思帅师往讨,皆擒之,杀其酋长头狗等。”[7]其中,塔海贴木儿率领的这支蒙古族军队平息散毛叛乱后,长期驻守于唐崖一带,与当地土著覃氏融合,形成了今天唐崖覃氏土家族。

    族谱资料有关于塔海贴木儿后裔演化为唐崖覃氏土家族的记载。咸丰唐崖《覃氏族谱》载:“启族元朝宗籍,始祖铁木乃耳,是授平肩之职,生颜伯占儿,生文殊海牙,生脱音贴儿,特授宣慰使之职,迁山东青州任事,因明太祖招安,随奉军门,自南京应天府,上元猪市街朱家巷落业,是授明秀将军之职。脱音贴儿生福寿不花,生覃启处送,后因边夷南蛮累叛,奉旨征剿,招安蛮民,镇守于斯,分茅设土,安营于宣抚山,因斩寇有功于朝,世受皇恩,承职以来,隶属施州卫。”

    在唐崖司一带流传着《祖先的来历》传说。据笔者在唐崖司实地调查,后经州委统战部退休干部覃文仲证实,在唐崖覃氏土家族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相传,唐崖覃氏的祖先是铁木耳、铁木真和铁木依三兄弟,原先居住在蒙古草原,因从军镇压南蛮叛乱,驻守于唐崖一带,后建立了唐崖土司,世代居住于此。

    对照《元史》、唐崖《覃氏族谱》记载和民间传说,可以看出:第一,谱书中“南蛮累叛”指的就是《元史》中所说的散毛叛乱,二者在时间、地域上都比较一致。第二,谱书中“铁木乃耳”指的就是《元史》中所说的塔海贴木儿,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的铁木儿。第三,谱书中所说的因明太祖招安,脱音贴儿从南京应天府随奉军门,“奉旨征剿,招安蛮民,镇守斯地”的说法显然不准确,与典籍、方志记载和唐崖土司建立的时间及唐崖覃氏的源流世系均自相矛盾,不足为信。实际情况应是宣武将军、管军总管塔海帖木儿随行省曲里吉思征讨散毛洞时进驻鄂西南的,后来长期驻守于唐崖一带。

    文献中还有这支蒙古族军队建立军民千户所的相关记载。“唐崖长官司,元唐岩军民千户所,明玉珍改安抚司,洪武七年四月改长官司,后废。”[9]“元末明玉珍据有其地,……改唐崖军民千户所为唐崖宣抚司。”[10]《明史·地理志》也有唐崖军民千户所的记载。它说明这支蒙古族军队平息散毛洞叛乱后,长期驻守在当地,并建立了唐崖军民千户所。

    语言、服饰、丧葬、体育、祖先崇拜、民族性格、民族意识及体质等民族学资料,都有大量关于塔海帖木儿后裔演化为唐崖覃氏土家族的重要线索。

    唐崖《覃氏族谱》载:“启祖元朝宗籍,始祖铁木乃耳,是授平肩之职,生颜伯占儿,生文殊海牙,生脱音帖儿,特授宣慰使之职……脱音帖儿生福寿不花,生覃启处送。”谱书中提到的“铁木乃耳”、“颜伯占儿”、“文殊海牙”、“脱音帖儿”、“福寿不花”皆为蒙古语姓名;“覃启处送”、“覃值什用”、“覃耳毛”应为土家语姓名;从覃忠孝以后,皆采用汉语姓名。这表明这支蒙古族军队在唐崖一带定居后,在当地土家族强宗大姓的包围和涵化下,逐步被当地土家族吸收、融合,民族语言发生嬗变,开始使用土家语,以后又在汉文化的长期熏陶、浸透之下,成为逐步使用汉语的土家族。

    唐崖覃氏保留了蒙古族的部分显著特征。据笔者在唐崖司一带实地调查,后经州委统战部退休干部覃文仲证实,唐崖覃氏保留了以下特征:⑴在民族服饰上曾保留了穿长袍、系腰带、带小刀(蒙古刀)的习俗,直到解放后才逐步消失;⑵在丧葬中曾保留了埋圆坟的习俗,如在活龙的凤凰有一座圆坟(又称花坟),相传埋葬的是迁入唐崖的第一代蒙古族祖先;⑶曾保存着崇拜蒙古族祖先的习俗,如解放前,他们在堂屋的神龛上除供奉“天地君亲师”位外,还特地供奉木雕的“铁木儿”神像,以此纪念自己的蒙古族祖先;⑷在民族体育上保留了骑马、射箭和摔跤等传统项目,直到现在仍有遗存;⑸保留了蒙古族士兵作战时使用的铁盔和马刀,如在尖山钟塘堡保存了明代覃氏土官的铁盔和120多斤的大马刀, 故唐崖土司的武功在土家族地区颇有影响,并得到明代皇帝的亲自嘉奖,赐大坊平西将军和牌楼“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八字;⑹保留了热情、好客、豪爽的民族性格,如无论是平时,还是招待客人,饮酒皆以大碗畅饮;⑺曾保留了蒙古族体质的一般性特征,如据唐崖司一带的覃姓长者说,他们祖辈的颧骨普遍比当地人高,身材普遍比当地高大壮实,而越往后则越和当地人一样,即使现在亦能找到痕迹。  

    唐崖覃氏的民族意识中,对蒙古族有普遍的认同感。如在解放前就有部分唐崖覃氏自称为蒙古族,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原唐崖土司所辖的尖山、钟塘、茅坝、活龙等地曾有数百人自报为蒙古族,因当时证据不足改报为土家族。

    此外,在世系、字派诸方面也有关于唐崖覃氏是由塔海贴木儿后裔演化而来的历史线索。

    唐崖土司覃氏的源流世系为: 
    铁木乃耳—颜伯占儿—文殊海牙—脱音帖儿—福寿不花—覃启处送—覃值什用—覃耳毛—覃忠孝—……
   
    利川忠路土司覃氏的源流世系为:
    覃汝先—覃伯坚(弟覃伯圭)—覃普诸—覃耳毛—覃川龙—覃大胜—覃天富—……

    施南土司覃氏的源流世系为:
    覃汝先—覃伯坚(弟覃伯圭)—覃普诸—覃耳毛(弟覃散毛、覃化毛)—覃川龙—……

    来凤、咸丰散毛土司覃氏的源流世系为:
    覃墨来送—……覃汝先—覃伯坚—覃普诸—覃勾答什用—覃顺—覃野王—……

    宣恩覃氏的源流世系为:
    覃汝先—覃伯坚(弟覃伯圭)—普诸—覃耳毛—覃川龙—覃大胜—覃天富—……

    据此可知,除唐崖覃氏外,鄂西其他土著覃氏的源流世系基本一致,皆是覃汝先的直系后裔,只是分支不同而已,具有同源异支的渊源关系。而唐崖覃氏以“铁木乃耳”为开宗鼻祖,直到覃启处送始为覃姓。

    唐崖覃氏和鄂西南其他土著覃氏的字派也有明显的差异。鄂西南其他土著覃氏的字派大同小异,皆为40字,故被称为“老派”。以咸丰柑子树的覃氏字派为例,其字派为:继世宗光作,家声庆远长。文章贞正道,事业著明堂。定国忠谟显,安民俊泽扬。亿年常甫志,永代普联芳。而唐崖覃氏字派仅为20字,故被称为“新派”,其字派为:宗单泽梓光,世锦绣春芳。文运昌祖德,国恩永传邦。这类表明唐崖覃氏和其他土著覃氏的字派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可见,这支蒙古军队是鄂西南土家族覃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支流之一。

    因起义后遭官兵镇压,或躲避战乱等多种原因,湖南、贵州等地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亦相继迁徙到鄂西南土家族地区。这些民族由于长期与土家族相互杂居,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彼此通婚逐渐增多,致使一部分人逐渐融于土家族之中。

    此外,恩施州还有一部分土家族是直接从湘西迁入的。如来凤河东舍米湖彭氏就是直接从湘西迁徙而来的,与湘西彭氏土家族同源,皆是江西彭氏百艺工匠的后代。但这部分土家族是何时迁入来凤境内,如何迁徙而来,目前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

    可见,恩施州的土家族绝大部分是世居的,少部分是从周边地区迁徙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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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家族虎图腾的传说
   土家族族别符号体系的构建和传播
   “毕兹卡”考释
   土家族的姓名
   土家族的族源问题和湘西州土家族的由来
   民族识别及我国民族识别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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