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土家族大辞典》编撰办公室
2011年7月16日，“《土家族大辞典》编撰工作启动仪式暨第一次编委会会议”在宜昌三峡大学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三峡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吉首大学联合承办，来自京、湘、鄂、黔、渝等地50多位民族宗教事务工作者和研究土家族的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
7月16日上午的开幕式由湖北省民宗委副主任胡祥华主持，在主席台就坐的有谭徽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湖北省民宗委主任）、叶梅（《民族文学》主编）、邬光荣（中共中央外事办参赞）、胡祥华（湖北省民宗委副主任）、张有信（宜昌市政协副主席）、段超（中南民族大学副校长）、严天华（贵州省民委原副主任、贵州土家族学会会长）、汪兴平（湖北民族学院副院长）、何伟军（三峡大学党委副书记）、曾超（长江师范学院学报主编）、杨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委党组书记）等。
大会主持人、湖北省民宗委副主任胡祥华首先介绍了参加本次大会的领导和所有与会专家学者，并宣布《土家族大辞典》编撰工作启动仪式暨第一次编委会 会议正式开始。首先，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湖北省民宗委主任谭徽在、中共中央外事办参赞邬光荣共同为《土家族大辞典》编撰工作办公室授牌。接着，三峡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伟军教授、宜昌市政协副主席张有信分别代表三峡大学和宜昌市致欢迎辞。段超、汪兴平、严天华 、曾超、杨骏、彭林绪等分别代表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和黔、渝、湘三省（市）民族工作部门、土家族研究者作表态发言。
在上午的大会上，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湖北省民宗委主任谭徽在做了题为《集思广益 通力合作 全力打造土家族文化精品工程》的主题讲话，他就编撰《土家族大辞典》的动因、必要性与可行性、目的与意义等进行了阐述和说明，同时还就编撰《土家族大辞典》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和意见。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胡祥华做了总结发言，从政治、精神、文化等不同角度阐述了编撰工作的意义。
在下午的讨论中，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编撰《土家族大辞典》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族文化事业，并就编撰《土家族大辞典》的相关事宜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编撰《土家族大辞典》的价值与意义
关于编撰《土家族大辞典》的价值和意义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也是编撰工作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一致共识，来自不同省市的专家学者在本次会议上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看法。
来自各地的代表在发言中一致认为：编撰《土家族大辞典》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族文化盛事。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谭徽在在讲话中分析、强调了编撰《土家族大辞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他在讲话中首先阐述了编纂《土家族大辞典》的动因及过程：三年前由三峡大学学者提出编撰《土家族大辞典》的建议，三峡大学权全力持，并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其倡议得到了全国土家学者的响应。在此基础上，湖北省把此项工作列为湖北省民宗委的重要工程，2010年12月在湖北省民族文化工作会议上，省民宗委决定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使得《土家族大辞典》的编撰工作得以实施，成功的启动了此项民族文化大工程。
其次，谭徽在在讲话中还强调了编撰《土家族大辞典》的必要性。第一，是全面记录民族历史文化、自然地理、经济社会等资料信息的迫切需要；第二，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客观要求；第三，是推动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现实需要；第四，是推进武陵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时代呼唤；第五，是推进土家族研究和学科发展的现实要求。
在回顾了编撰《土家族大辞典》的历程和必要性之后，谭徽在结合民宗委的实际情况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建议，深入地分析了编撰《土家族大辞典》的可行性和有利条件。第一是积累了丰富的前期成果，奠定了基础；第二是专家学者积累了编撰大型辞典的经验；第三那是各个高校已经建立了必要的研究平台；第四是湘鄂黔渝四省市民委的重视与合作。
最后，谭徽在阐述了编撰《土家族大辞典》的价值。他认为此项工作是一项彪炳史册，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工作。其一，此项工作是保护传承土家族传统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手段；其二，成果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最为翔实、权威、便捷的资料参考；其三，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土家族；其四，此项工作有普及民族历史文化知识、教化民众的作用；其五，此项工作将有力地推动土家族研究；其六，此项工作能为土家族地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供可靠的资料和借鉴。
谭徽在代表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表示全力支持此项文化项目，也希望专家学者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此项工作中，做好民族文化的大事，不负800万土家族儿女的重托。同时，他还就编撰《土家族大辞典》提出了五点具体的建议：第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第二，团结协作，集体攻关；第三，潜心撰写，一丝不苟；第四，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第五，注重调查，不断完善。
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胡祥华则从政治、精神、文化等不同角度阐述了编撰工作的意义。
第一，从政治的角度看：盛世修志，编纂《土家族大辞典》是对时代的高度肯定与赞扬、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与总结、对民族地区改革开放成果的高度肯定、对少数民族人民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的肯定。
第二，从精神的角度看：编纂《土家族大辞典》是资源的互通、经验的互鉴。
第三，从文化的角度看：编纂《土家族大辞典》是对土家族文化的体验、传承与弘扬；
| 第四，从民族的角度看：编纂《土家族大辞典》有利于在研究过程中统一观点、规范研究，提高民族的影响力与凝聚力。
《民族文学》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女士结合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的“七一”讲话和温家宝对民族文化工作的建议与要求，认为《土家族大辞典》是对土家族文化的记载、传承，是土家族和全国人民的一项文化工程。其他的与会代表代表杨骏、严天华、段超、汪兴平、曾超等在发言中也都肯定了编纂工作的意义，并表示全力投入到此项民族文化工作中，以做出最好的文化成果。
编撰《土家族大辞典》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是编撰工作最终能够取得圆满胜利的前提与保障。
二、关于编撰《土家族大辞典》的内容与措施
在上午总结讲话中，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胡祥华开宗明义的讲述了下午会议内容的几个要点：其一，会议讨论的资料是参考，不是结论，本次会议的重点应在工作层面；其二，条目的设置及具体的理论观点事后讨论，以具体的工作方法、步骤为主；其三，资料的收集要求广泛性和准确性，广泛性决定可行性，准确性决定权威性，目前的工作阶段是广泛性工作阶段。在下午的“《土家族大辞典》条目讨论座谈会”中，与会者就编纂《土家族大辞典》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展开了讨论。
关于编撰《土家族大辞典》的初步内容主要涉及四个议题：第一是编撰中涉及的土家族的地域范围和时间界定；第二是土家族代表人物的确定标准，尤其是民间文化传承人和在职的文化人员；第三是具体条目确定的标准；第四是书名的确定。在第一个问题上，曾超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土家族地域广泛，在编写过程中，湖南、湖北的资料多一些，但贵州、重庆的也应给予重视；有关条目的时空界线的问题，宋代以前的如何处理；现在的土家区域和古代的土家区域有没有区别，历史上的巴文化区能不能进入编写条目。胡祥华承接曾超的发言，认为土家族的地域可以与政治民族地区的划分为准：政府认可的民族自治地区直接列入、与土家族文化有关的地区经当地政府的申请，上级行政部门批准，专家讨论审批为准。而陈国安与段超在地域界定的问题上，认为应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不机械界定。结合有关学者的讨论，戴楚洲在土家族的地域范围上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认为编纂工作所要涉及的土家族的范围应该分开对待：国家民委、省民委发文批准的区县直接列入编写范围、享有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待遇的区县也列入编写范围，其余的土家族地域仅供参考。他还指出具体的写作范围不能超过政治区域的划分，历史上的民族地区也不能作为标准，自治乡也不能随便确立，最多写到民族自治乡，不符合政策文件规定的不写。
在土家族代表人物的收录标准上，与会代表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罗维庆指出现有的编目汇总中有厚古薄今的趋向，书是给后人看的，没有政治错误的当代诗人、作家都可以列入人物篇中，如县级及以上的干部可以列入，一级艺术家、作家列入，从事科研的教授列入。胡祥华认为人虽然是列入的越多越好，但是过多的人物入选也没有意义。邬光荣则认为：人物的标准问题不能一刀切，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编撰《土家族百科全书》是记录历史，弘扬民族文化，从某一角度看当代人比古人更有影响，年轻的艺术家也会在土家族地区产生影响，可以列入。在具体的条目收录问题中，胡炳章建议增加精神文化篇，因为书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合。戴楚洲建议要科学的界定条目，每个学科都可以增加或减少，具体的负责人可以增减条目，减少主编、副主编的工作，但增减条目也要有现实的依据。陈国安认为确立条目的标准很有难度，应该是各个地区有哪些条目合适不合适入选，直接提出讨论，而不是空乏的讨论标准。在条目征集的途径上，邬光荣建议编委会要注重媒体的力量，介入互联网，利用网络让所有关心《土家族大辞典》的人提条目，编辑人员在此基础上甄选。曾超也强调不能遗漏任何一个重要的问题，辞典本身的条目和容量是越多越好，多、广、全是辞典的特点，所以要先全面的收集资料，然后再整理。他在条目的选择上，建议编委会进一步增加、充实、扩大条目，在选择的途径上包括：四省市根据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条目、研究土家族的专家学者提出一些条目。
在书名的讨论中，多数学者认为用“土家族百科全书”更合适，如邬光荣、陈国安、罗维庆、朱峰、胡祥华。原因是“百科全书”的外延更广，也有交叉，便于写作，更适合于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辞典”是工具书，是解释性的，学术性太强。戴楚洲则建议书名用“中国土家族大百科全书”，因为土家族的流布很广，甚至有的土家人在国外。
除了《土家族大辞典》内容上的讨论之外，座谈会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编撰工作的具体措施与步骤。下午的座谈会首要讨论的是编委会成员的确定。胡祥华表示推荐顾问、学术顾问不必局限于地域，而执行主编建议每个省确立1-2人，分册主编的确立以指定、自荐、推荐相结合，但编写的风格要统一。胡祥华还阐述了负责人确定的原则：有能力、有时间，且文责自负，条目必须署名，按规矩做事，也避免版权问题。杨骏等学者同意胡祥华的看法，并认为每个省市的负责人要在会议结束后每个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定。在确立了编委会成员的基础上，与会代表认为当前应做好一个整体的规划。谭宗派认为编撰工作是文化大事，成果也会是具有权威性的书，建议编委会认真讨论纲目，纲举才能目张，目前的纲目还不完善。段超也认为当前要有一个顶层设计和整体框架，做一个大体的时间进度表，实施过程也可以适时调整，有计划可以免去很多纠纷。
最后在讨论分工的问题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应尽快确定具体负责人，或是依据条目、或是依据地区、或是依据章节，明确的分工既能顺利的开展工作，也能避免出现相互推诿的发生。陈国安建议在条目落实到人之后，编委会做一个规范的模式，确立标准的范本，统一格式，便于后期汇总。邬光荣和朱峰还建议在在北京设立一个联络站，联络各方人才，及时交流沟通意见。
编撰工作的内容和措施是讨论的两大主要议题。段超和陈国安指出：用词要准确，明确民族聚居区、民族乡、民族村、县、区的概念。在资料的收集上，谭宗派认为各个地区地方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丛书、专著、民族史、民族志，是全面占有资料的重要一环，因为正规的史书、地方志中的资料能有效的解决争议。段超也指出取得土家族内部人认同的重要性，编委会要听取不同地区土家人的不同意见，观点要得到绝大多数土家族的认同，还要得到学术界、政界的认同；多听取外部意见，外部的客观意见既有本民族的立场，也有他者的态度、看法，减少成果的争议性。当出现争议时，陈国安认为多民族争议的问题不涉及，少数人与多数人争议的问题，少数服从多数。
下午的讨论会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展开，与会代表还就其他相关议题交换了意见，各位代表的真知灼见为编委会的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保证了最终成果的权威性。
三、关于编撰《土家族大辞典》的原则与思想
编撰《土家族大辞典》是一件民族文化的盛事，同时也是难事。因此在卷帙浩繁的资料收集整理，及后期的编写过程中，需要每一位撰写者都要有原则指导，有思想指引。谭徽在代表省民委提出了在具体工作中的指导意见：树立“三气”、讲求“三策”、崇尚“三实”。树立“三气”：士气、志气、勇气，做好编撰的浩繁工程；讲求“三策”：对策、良策、实策，做好民族文化的民心工程；崇尚“三实”：务实、求实、扎实，把成果做成精品工程。他还说到：“大事难事看担当，顺境逆境看胸怀，有舍有得看智慧，事成事败看恒心”。并以此勉励参与到编撰工作的人员。
作为800万土家人的代表，胡祥华对编撰者提出了具体的请求。即编撰者要对所有资料的收集、整理要负责任，不能有遗漏。作为编撰工作者的代表，他表示：有压力、有动力、有信心。最后，胡祥华代表编委会倡导表态：在编撰工作中讲求“五讲”：讲奉献、不讲利益；讲规矩、做好保障；讲方法、加快进度；讲科学、提高质量；讲民主、树立权威，最终把好事做好、大事做好、难事做好，不辜负土家人、专家的期望。在以上两位代表的号召下，与会的代表均表示会不遗余力的完成此项工作。
编撰《土家族大辞典》是众望所归的民族文化工程，时代的发展和土家族文化精髓昭示了编撰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对具体编撰内容和措施的建议彰显了编撰者的高度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具体的指导原则和思想为编撰者完成此项任务指明了方向。本次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土家族大辞典》编撰工作的开始，也为完成这项里程碑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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